中医对人体的认识，是以“脉”为核心展开的。经络（经脉与络脉的简称）沟通人体上下内外、左右前后，将五脏六腑、四肢百骸、五官九窍、筋肉肌肤联结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这种以“脉”为核心和纽带的人体结构观，为解释人体生理病理提供了重要依据，并且对指导诊断和治疗具有重要意义。但令人疑惑不解的是，如此重要的人体结构却在解剖学上找不到有利支持的证据。因为无论从词源学还是从古人对实际内容的描述看，“脉”都是指血管，但当沿着古医书所描述的经络特别是十二经脉的路径解剖时，并没有发现与这些循行路径相一致的血管系统，或者任何其他已知的管道系统，如神经、淋巴管等。

导致这种结果的原因与中医认识“脉”的方法有关。从大的方面讲，中医对“脉”的知识主要有两个途径，即尸体解剖和活体观察。毫无疑问，尸体解剖是古人研究人体经脉的方法之一，“其死可解剖而视之”，通过解剖了解“脉之长短，血之清浊，气之多少”（《灵枢·经水》）。但必须承认，由于技术原因，古人通过解剖对经脉知识的了解毕竟有限，因为即使在解剖学高度发达的今天，人们也没有看到与古人所描述的经络线相一致的独立结构。更何况在简陋条件下所作的解剖，很可能得出错误的结论。如被西方尊为“生理学之父”的埃拉西斯特拉塔（Erasistratus, 公元前290年前后享盛名）认为，血液由静脉输送，动脉内只含有精气而不含血液，他得出这种结论可能是因为通过尸体解剖观察发现，在心脏停止跳动后，尸体的动脉（特别是较大的动脉）内没有血液^[[1]]。

与尸体解剖相比，对活体的观察更重要，也是古人获得脉学知识的重要来源，主要包括：①对体表血管的直观观察，如观察络脉颜色及分布等。古人对经脉气血多少的认识也可能是通过观察推测出来的，《灵枢·五音五味》说：“是故圣人视其颜色，黄赤者多热气，青白者少热气，黑色者多血少气。美眉者太阳多血，通髯极须者少阳多血，美须者阳明多血，此其时然也。夫之人常数，太阳常多血少气，少阳常多气少血，阳明常多血气，厥阴常多气少血，少阴常多血少气，太阴常多血少气，此天之常数也。”②通过对体表可以触摸到动脉的部位切诊探察体内的情况，如寸口人迎脉对比法、三部九候诊脉法、寸口趺阳脉对比法，以及独取寸口法；③观察“脉”对艾灸、针刺、按摩等刺激的反应，如脉象的变化、“气行”或沿着一定路径的感觉传导；④通过导引行气体验“气”在体内的运行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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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马王堆帛书《足臂十一脉灸经》片段

在上述对活体观察的方法中，灸法与十一脉的认识关系最密切。古人最初对脉的认识是从血管特别是动脉开始的，通过切按四肢部特别是腕踝附近动脉的跳动变化了解病情，并在这些“脉”上施灸。而通过对这些部位“脉”的施灸，发现一些沿着一定路径的“气”的运行现象，并且具有效应性。如臂少阳脉“走耳”，治疗“耳聋”；臂阳明脉“之口”，治疗“齿痛”等。这些效应也间接地证明了脉气的流动恢复正常了。当代一些学者的研究也表明，在四肢末端施行灸法，能激发循经感觉传导现象，并且感传的出现率达70%以上^[[2]]。

这种以“脉”为核心的人体生命观，其实质是动态的生命观。这种动态的生命观也决定了中医是以观察活的机体为主，而不是解剖死亡后的躯体。因此，尽管在古人看来，脉就是血管，里面有气血流动，甚至也曾解剖观察过血管的结构及分布，但似乎他们并没有过多关注有形的血管，而是把精力集中在观察生命体对艾灸刺激的反应上。换句话说，古人在灸治过程中，非常重视人体对温热刺激的反应而忽略了对产生这种反应的形态结构的研究，也就是说重视无形变化的功能而忽略有形静止的结构。而这时的“脉”已经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血管，而是一种虽然至今仍未得到结构上的确认却对针灸临床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经脉理论。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有学者认为上述认知方式可能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占卜术有关^[[3]]，是很有道理的。占卜是古代巫术中最常用的一种，殷商时期尤为盛行。方法是选取牛或鹿的肩胛骨，或龟的腹甲，在骨面上钻孔和烧灼（以艾为主要材料），然后观察烧灼后形成的裂纹情况(即“卜兆”)以预测吉凶，并将占卜的内容刻在骨面上，称为卜辞。在占卜过程中，巫师的注意力集中在烧灼后所产生的裂纹以及裂纹的走向而非烧灼的局部。占卜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判断疾病的吉凶。在那个年代，疾病被看成是鬼神作祟或祖先的惩罚，因此巫师通过占卜断定吉凶，并采用祈祷、祭祀、祝由等方法，以祈求鬼神的宽恕或祖先的保祐。灸法与烧灼甲骨的占卜术无论在形式、使用材料及目的上都十分相似。巫师烧灼甲骨，占卜疾病的吉凶；医师（早期的医师很可能就是巫师）则烧灼人体经脉，治疗疾病。如同巫师一样，医师在用艾炷烧灼治疗疾病时，既有宗教般的虔诚和敬畏，也有同样的执着和耐心，他们认真仔细地观察施灸过程中病人所感受到的任何反应和变化，并将这些现象记录下来。就像烧灼龟甲兽骨会出现不同走向的裂纹一样，烧灼人体四肢的最主要反应就是出现沿着一定路线的感觉传导，可以称之为“灸兆”。尤其重要的是，随着感觉传导的出现，位于传导路径上的原有病症会减轻甚至消失，感觉传导及其效应（病症）因此成为观察的焦点，所观察到的结果构成了经络学说中不可分割的两大内容，即经脉循行及其所属病症。从烧灼甲骨观察裂纹走向以预测疾病的吉凶到“灸其脉”积极地治疗疾病，是一个重大的飞跃，标志着从巫到医的嬗变，对人体经络现象的认识则是这一嬗变过程中最重要的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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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殷商时期占卜用的龟甲

有关经络循行的描述为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不见于任何其他民族的医学体系。然而灸法并非中国传统医学所特有，采用温热刺激治疗疾病的方式普遍存在。如古希腊医学的“烧灼法”与中国的灸法十分相似，并且古希腊人在施行烧灼治疗时也明确提出“灼其脉”(cauterize the appropriate vessel)的施治原则^[[4]]。可以想象，古希腊人在长期的烧灼实践中，也可能体验到类似循经感传的现象，但为什么他们没有认识并描述经络现象呢？这可能与东西方医学基础理论体系不同有关。虽然古希腊人在理论上也认识到气为人体组织及生命活动所必需，“气不足”(anoxia)会导致许多疾病[5]，但在治疗疾病时则完全依据体液说。古希腊人认为人体主要由血、痰(phlegm，或翻译为“粘液”)、黄胆汁和黑胆汁等4种液体组成。在健康状态下，四种体液比例适宜，彼此调和，处于动态平衡。如果体液比例失调，如某种体液的过多或不足，或者与其他体液不调和，都会引起病变，而各种治疗的目的都是使体液恢复到原来的平衡状态。治疗上，如果某种液体过多就应该损其有余，欠缺则应该益其不足，正如希波克拉底所总结概括的那样：“事实上，治疗就是增和减，即增其不足而减其有余。能这样做的医生是出色的医生，没有按照这种原则实施治疗的医生就偏离了正常的医学轨道。”^[[6]]在具体治疗方法上，体液不足者以适当药物(如温酒)补充，体液过多则需采用放血、吐、泻等方法以及适当的锻炼将多余的体液排出。烧灼法的目的也是放出多余的体液，阻断液体流动的通道以改变其流动方向，或促进液体的流动等。液体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尤其以红色的血液显而易见，因此，在《希波克拉底文集》中，对运行血液的血管分布有专门的描述，如人体内有4对大的静脉，分别始于头部的前、后和两侧，走向躯干和上下肢^[[7]]。在西方，这种通过解剖观察血管分布的传统一直延续下来，到文艺复兴时期，西方人已经对人体血管有了很丰富的知识，并且绘制出比较精确的人体血管分布图。

同样是人体的血管，由于观察方式不同，得出了不同的结果。西方人专注于有形的结构，要将动物或人体解剖来看，不但用肉眼看，还要借助放大镜、显微镜看；中国人则重视无形的气的变化，只是从外表看，并且很大程度上不需要用肉眼看，而是倾听观察对象的主观感受，甚至亲身体验。应该承认，中医对人体血管的认识远不如西医，但中国人通过观察人体对外界刺激所产生的循经感觉传导现象的记录与应用，却填补了的世界医学的空白。如果我们的祖先信奉眼见为实，尝试通过解剖寻找在施灸过程中病人描述的感觉传导路径，很可能就不会有今天的经络了。

作为中国医学所特有的理论之一，经络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也为针刺疗法的发明和使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灵枢·经脉》开篇即云：“凡刺之理，经脉为始”，也就是说，一切针刺的道理都是以经脉为基础的。从“灸其脉”发展到“刺其脉”，将完成中国医学史上另一次质的飞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