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常说建筑是凝固的音乐，城市是本石头的书。实际上，任何一种由人类心智创造出来的产品都是某种思维方式的物化，是思想的雕塑。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产物，针刺疗法就形象生动地体现了作为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儒、道两家的思想，堪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正象征。

1. 道家“自然无为”的思想

“自然无为”是老子哲学最重要的一个观念。“自然”常是对天地的运行状态而说的。《老子·第二十五章》云：“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所谓“道法自然”，是说道以它自己的状态为依据，以它内在原因决定了本身的存在和运动，而不必靠外在其他的原因。也就是说，“自然”不是指具体存在的东西，而是形容“自己如此”的一种状态。“无为”是对人的活动状况而说的。老子的“无为”，并不是不为，不是什么都不做，而是不妄为，不违道而为，是要顺乎自然而为。这种“为”不仅不会破坏事物的自然进程和自然秩序，而且有利于事物的自然发展和成长。“无为而无不为”（《老子·四十八章》），即不妄为，就没有什么事情是做不成的。可见，老子并不反对人类的努力，他仍然要人去“为”的，只是要“为而不恃”（《老子·二章》）。凡人为之事，如果合乎自然就是“无为”，就能够长久，比如都江堰；如果违背自然就是“妄为”，就会迟早被证明是错误的，比如在三门峡筑坝防治黄河水患。

针刺是人为，但用针刺治病是顺应自然，因此是“无为”。因为针刺治病完全不同于药物，在扎针时，没有施加给身体任何外来物，只是通过激发和加强人体本身所固有调节能力，达到防病治病的目的。以微生物性疾病的治疗为例。采用抗生素治疗，是直接针对病原微生物，是典型的对抗疗法。这种治疗如果使用不合理或者滥用，会产生严重毒副作用，如耐药性和菌群失调。采用针刺治疗这类疾病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内经》时代，所治病症相当于现代医学的流感、腮腺炎、细菌性痢疾、黄疸性肝炎、疟疾等，后世医学文献及一般史书中也都有大量相关的记载，现代临床试验也表明针刺对这类疾病很有效。毫无疑问，简单地在人体上扎几针不可能直接杀死微生物，唯一可能的途径就是激活并增强了人体本身在漫长的自然演变过程中所进化出的复杂而高效的免疫防御系统，识别并杀死致病微生物。由于针刺是通过动员机体本身所固有的抗病和调节机制，精确地识别哪些是正常菌群，哪些是致病菌群，可以恰到好处地调节各菌群之间以及人与各种微生物之间的平衡，因此不会产生类似抗生素的毒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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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针灸针与注射器——东西方文化的典型代表

2. 儒家“仁”的思想

“仁”的最初含义是指人与人的一种亲善关系。儒家的创始人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把“仁”定义为“爱人”，其精神价值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孟子发扬了孔子“仁”的思想，他说：“恻隐之心，仁之端也”（《孟子·公孙丑上》）。所谓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怜悯心，就是能够体验到别人的悲痛，别人的忧伤，从而不忍心让别人悲痛忧伤。孟子认为一个王者有了这种“不忍之心”，就能行“仁术”，就能够称王天下（《孟子·梁惠王上》）。医生肩负解除人的疾病和痛苦，拯救人的性命的职责，更应该有这种“不忍之心”，所以古人以“仁术”喻医术。

扎针治病看起来会对病人造成伤害，又怎样体现“仁”呢？《灵枢·九针十二原》开篇就借黄帝之口表达了对病人的关爱、怜悯之情，这也是创立“微针”的初衷：“余子万民，养百姓，而收其租税。余哀其不给，而属有疾病。余欲勿使被毒药，无用砭石，欲以微针通其经脉，调其血气，营其逆顺出入之会。”毒药是“害人之草”（《说文》），用于治疗疮疡，以毒攻毒；砭石用于切痈排脓。疮疡与痈疽都是比较严重的病症，用毒药和砭石治疗，会给病人带来很多痛苦，效果也不一定好。这里没有提到艾灸，与针刺相比，似乎艾灸痛苦更小，其实不然。早期的灸法多为艾炷直接灸，要“令烂”（《五十二病方·颓》），可能是很痛苦的，还会遗留疤痕。庄子说的“无病自灸”，就是比喻自找苦吃或自寻烦恼。《五十二病方》的病症之一为“胻燎”，即小腿部烧伤，参照“灸左胻”，可能是由灸疗导致的。《武威汉代医简》第87简名“久（灸）创”，《诸病源候论》卷三十五及《千金要方》卷二十五均名“灸疮”。《宋史·太祖纪三》载有“灼艾分痛”的故事：“太宗尝病亟，帝往视之，亲为灼艾。太宗觉痛，帝亦取艾自灸。”宋·窦材《扁鹊心书》还发明使用睡圣散，以减轻因艾灸烧灼产生的疼痛。与这些方法相比，“微针”给人体带来的痛苦最小，如果医生手法熟练，针刺时病人基本不会感觉到疼痛。并且在发生疾病之初，就可以用微针疏通经脉，调理气血，防微杜渐，这样就可以免受毒药和砭石之苦。如亚健康是介于健康和疾病之间的一种状态，病人自觉有很多不适，各项检查结果却看不出什么异常，治疗也就无从下手，但用针刺治疗却很有效。尤其重要的是，在一些穴位上施以艾灸或针刺，还能够增强人体抵抗力，预防疾病的发生，是真正的“治未病”。

针灸医生对病人的“仁”还体现在针刺取穴、针具选择和针刺手法上。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做人的道德底线，更是一名针灸医生所必需具备的职业道德的底线。针刺毕竞会给病人带来一定痛苦，医生在针刺时必须感同身受，能扎一针可以治疗的病症绝不扎两针。古人往往取穴都很少，如《内经》许多时候只取一个穴位，名医华佗也是“若针不过一、二处”。在针具选择和针刺手法上，能用细针的不用粗针，能用短针的不用长针，可以浅刺的不深刺，可以用轻刺激手法的不用重刺激，绝不可标新立异，哗众取宠，以沽名钓誉。

此外，《内经》提出同样的病症，要针对病人的社会地位不同区别对待，如寒痹，治疗大人要“药熨”，治疗布衣就用“火针”。古人之所以这样做，绝不是为了献媚权贵，鄙夷下层百姓，而是对穷苦病人关爱、怜悯之心的真情表露。药物治疗的费用不完全取决于医生，针刺则不然，是一种最平民化的治疗手段，不受任何条件限制，只是“举手之劳”而已。扁鹊之所以名满天下，被世人爱戴，除了高超的医术，还因为他不是专为皇室权贵服务的宫廷御医，而是怀携针具，游走四方，随俗而变，为平民百姓解除病痛的苍生大医。

扎针治病既体现了道家的“自然无为”，也体现了儒家的“仁者爱人”。事实上，老子的“道”和孔子的“仁”是一个硬币的两面。一个体悟到自然之道的人，自然会有高尚的品格；也只有内心以“仁”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才能把在常人看起来像是折磨人的手段，变成一种生生之术。在古代，没有医师法，也没有约束医生行为的任何其它规章制度，有的只是医者对自然之道的执着追求和一颗普济苍生的仁爱之心。《灵枢·官能》要求从事针灸必须为阴阳平和之人，就兼具道家和儒家的品格。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梳理中国古代文献和跨文化的比较研究，了解针刺疗法产生于何时（when），何地（where），如何产生（how），以及为什么唯独起源于中国（why），但却无法知道《黄帝内经》的作者是谁（who），除了年代的久远，可能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这些黄老之学的真正践行者，他们“无名”、“无己”，把全部的精神和力量都投入到他们所钟爱的事业，也唯有以如此，才创造出针刺这种独特的治疗方法。

3.针刺实践是整体观思想的物化

在针刺疗法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思想的最基本特征为整体性，应用到医学上就是将人体自身及人与自然看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然而，这种整体性只是思维的方式，也就是以整体的观点看待事物，其本身则是看不见，摸不着的。表面上看，客观事物之间依然是各自独立，彼此不相干的。针刺疗法的最大特色就在于选取远离病变部位的穴位治疗疾病，而非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如果只是刺激局部穴位治疗疾病，则不需要任何传统中医学知识，只要熟悉人体解剖就可以了。对于一般人而言，针刺胃脘部穴位治疗胃病是理所当然，而针刺腿部的足三里则有些不可思议。而在针灸医生的眼中，胃与足三里之间通过足阳明胃经联系在一起，是一个有机的整体，针刺足三里治疗胃病就是这种整体观思想的生动而具体的体现。因此，从针灸医生的治疗形式就能够判断推导出他是以何种方式思考。如果只是局部取穴，头痛针头，就说明他的思维方式不是整体的；相反，如果“病在头取之足”（《灵枢·邪气脏腑病形》），则表明他是以一种整体的方式思考，他的实践就是他头脑中整体观念的物化。

注：本微博图文引自作者主编的《中国针灸交流通鉴·历史卷》上卷，均为原创，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