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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镇青年群像的书写
(2021-12-06 12:41:05) | 分类： 评我 |
小镇青年群像的书写
——范墩子长篇小说《抒情时代》读札
何凯凯
刊《文艺报》2021.12.6
2021年11月青年作家范墩子出版了自己的首部长篇小说《抒情时代》，作者以时间为线，围绕“身在故乡—离开故乡—重回故乡”结构，前后跨度20年，塑造了杨大鹏、杨梅、张火箭、郭金龙等一系列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勾勒出小镇青年的生活群像。
杨大鹏是一个农村青年，通过高考改变命运最终留在城市生活；而妹妹杨梅自小患有小儿麻痹，只能留在乡村生活。两相对照，杨大鹏虽身在城市，然而心却不能安，“留不住的城市，回不去的乡村”成为内心生活的映射。乡村文化具有相对稳定性的特征，城市文化则具有相当大的流动性。城市像一个巨大的磁石，吸引着乡村的青年，使他们走出乡村并且试图融入城市。郭金龙的摩托车，作为一种新式的代步工具，第一次进入乡村，第一次成为大家的羡慕对象。工具的更新，观念的更新，冲击着原有的乡村伦理秩序，一切都在重新洗牌一切都在打破重来。摩托车成为了广东的象征，成为了财富的象征，深深地刺激着乡村青年，他们开始成批地南下去寻找属于财富的梦想。
马克思说，当资本来到人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肮脏的血。实际上金钱与财富，隐含着欲望与堕落，自我的生活陷入一种无序与虚无。家庭结构面临挑战，乡村的婚姻伦理有一一对应的特质，从确定性转移到不确定性，从稳定性转移到流动性，社会变迁的脚步走向了开放与多元，乡村生活的单调得到缓解。在地与远方的张望中，杨大鹏不停地在“树杈”上想着离开乡村，进入城市。与早早辍学打工的青年不同的是，他是通过高考进入了城市并在西安买房结婚定居。
对于故乡，杨大鹏呈现出复杂纠结的一面。他从故乡成长，走出了乡村，对妻子刘娜甚至羞于启齿自己来自贫穷落后的乡村。他恨故乡，他也爱故乡，他知道自己离不开这块土地。在日本社会学家柄谷行人看来，“风景的发现”具有两重含义，一是原本已存在的自然风光和事物放置在特定的观察视角下，使之成为特定视角的对象，这个过程使得原本自有意义的风物成为具有某种新意味的“风景”。另一重就是历史进程的当下，回溯性地建构来处，从而把原本不存在的范畴塑造为不证自明的，这个过程会使用“发现”的姿态对自己的建构行为进行掩饰。也就是说，身在故乡与离开故乡互为“风景”，既是主观上的参与又是淡漠的旁观；既在观察着故乡的“风景”，也在自我建构着故乡的人和事。
我们应该思考为什么杨大鹏难以安放自己的情感，乡村生活长期的孤独与缺乏陪伴，家庭本身的不健全，母亲的离开，父亲独自抚养兄妹二人，对于家庭的依赖与温暖没有感觉。童年的创伤经验让他缺乏存在感，成婚后在城市的生活并不如意，让他拥有一种逃离的冲动。在城市与乡村之间的流动，情感难以妥切安置，深层次地在于城市的本质在于交易，人和人的关系是一种紧张状态，拥有乡村经验的小镇青年更倾向于田园牧歌式的想象，试图重新抵达一种温暖和谐的人际之中，借以摆脱内心深处的痛楚和不安。
杨梅是杨大鹏的妹妹，身为哥哥出自本能地想保护她呵护她，甚至与刘娜结婚，只是因为和妹妹相像。杨大鹏化身“逃跑的兔子”网络在线与妹妹杨梅聊天，自始至终戴着面具，维持着这份爱恋与联系。“我”与妹妹的交流就带有了表演的成份，戏中的“我”是个表演者、全知者，妹妹杨梅则是观众、限知者，表面上是一个网友聊天，内在地是兄妹之间的异化沟通；同样，“我”成为了作家，写作小说《寻找杨梅》《我的父亲在南国睡着了》，形成了“戏中戏”的结构范式，营造出草蛇灰线、伏脉千里,注此写彼、手挥目送的戏剧性效果。
小说《抒情时代》以主人公杨大鹏、杨梅兄妹为视角，父亲的南下不知消息，奶奶充满神秘的言语。通过家庭为单位，联结着村镇的不同人物不同家族。围绕主人公的变动，乡镇也在不停地向前发展，为我们塑造出骡子、杨喇叭、郭海洋、郭红星等三代人的命运变迁。个人史与家族史、地方史与社会史的写作，二十年间的悲欢离合起起伏伏跃然纸上。
在陕西作家笔下，青年形象的书写有一系列的经典形象，诸如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孙少安，陈忠实笔下的鹿兆鹏、白孝文，贾平凹笔下的金狗、引生，陈彦笔下的忆秦娥等。与此相比，作家范墩子笔下的杨大鹏、杨梅，书写青年人物时有着诸多的相似性，也各有不同。时代在向前发展，人物的命运都是时代的产物，陕西的黄土厚重，声调苍凉悲怆，生长在这块土地上的人们爱着这里恨着这里，也离不开这里。对于生活的苦痛，不必故作呻吟，亦如作者书名“抒情时代”，真情地拥抱着大地，和这个世界选择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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