珐琅彩瓷以其洁白坚细的胎质，莹润如玉的釉面，明快艳丽凝厚的色调，精细入微的笔法，精湛绝伦的技巧，写实的立体画感，以及炉火纯青的烧彩技艺而登峰造极于瓷坛。特别值得称道的是他同时又是中西艺术、中西工艺的结晶，而且是在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直接授意并亲自指导下，选用景德镇最优质的瓷胎，运至宫廷中，由宫廷画师与西洋画师合作，这一特定条件下，所创新的工艺结晶，这在中国陶瓷史乃至世界文化史中都为罕见。珐琅彩瓷是专供紫禁城内皇帝后妃们玩赏的“御用瓷”，乾隆曾下旨“庶民弗得一窺”。珐琅彩的燒造虽历经康、雍、乾三代，但时间仅有四十多年，自督陶官唐英去世后就很少烧制了，从乾隆中期后的档案中，有关珐琅彩瓷的记载也见不到了。所以，珐琅彩瓷非常珍贵而且稀少。yishujia.findart.com.cn

    清朝初，随着西方宗教，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医学，音乐，绘画以及各类工艺美术的纷纷涌入，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康熙皇帝，经过慎重的思考后，决定对外来文化采取包容接纳先进的科学技术，但又不盲目推崇的态度，支持中西文化交流而有益于中国文化的发展。珐琅彩瓷的创造就是在这种条件下产生的。珐琅釉这一外来艺术装饰材料，远在公元前1800年古埃及第十一王朝就已经出现，但当时只是一种相当粗糙的产品。近代画珐琅技法，起源于十五世纪中叶的法国，到十七世纪初法国工匠净一世（译音）发明了画珐琅的新方法，即在珐琅这种较软的玻璃料内，添加不同金属氧化物作为呈色剂，用油调和而成为现代的珐琅料，能取得如油画般的和谐色彩效果，装饰于铜胎工艺品上。当法国传教士将铜胎画珐琅彩瓶作为贡品呈献给康熙皇帝时，其优美的造型，绚丽的色彩，比五彩、斗彩瓷更具魅力，而深受康熙喜爱并被深深吸引，由此诱发要将珐琅彩釉移植到中国瓷器上的妙想，并决定在宫中尝试制造，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便在宫中开始了不断试烧的艰苦历程，其间还聘请法国传教士马国贤，郎世宁督理试制。马国贤写信回国时曾提到“皇上变得醉心于我们欧洲的珐琅画，尽各种可能地将其介绍进宫中御厂，由于从欧洲带回了在瓷器上绘画所用的色彩及数件大型珐琅器，使他相信可以做出某些物品，他命令我和郎世宁以珐琅绘画”。yishujia.findart.com.cn

    由于珐琅彩瓷是要仿效铜胎画珐琅的技法，而在瓷胎上用多种珐琅釉进行绘画的创新，但铜胎属于金属体，而瓷胎为非金属体，二者质地完全不同，能在铜胎上画珐琅，不一定就能在瓷胎上画珐琅，所以难度非常大，入窑后烧结的时间也很难掌握，加上珐琅彩料全由外国进口，因此进度很缓慢，直到康熙在世前三年，仍然要求法国传教士返回欧洲，替他寻找最优秀的经过专门训练的画珐琅工人，特别是会烧炉的人。经过三十二年的艰苦努力，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也就是他去世前的第二年，才得以燒造成功。

    继康熙以后，雍正、乾隆都非常喜爱瓷胎画珐琅，而特别动用宫廷著名画师为珐琅彩作画。其中，唐岱以“山水沉厚深稳”著称，戴恒则长于花鸟画，是画水墨珐琅彩的高手，贺金昆是《石渠宝笈续编》上有绘画作品著录的画家，以“善画人物花卉”，“笔底丘壑颇富”著称，这些著名的宫廷画师与郎世宁等西洋画师，相互交流经验，由此瓷胎画珐琅彩能够在吸取传统绘画技法，即以图案形式为主，而一变成为以写实形式为主的艺术风格。

    郎世宁为皇宫所绘珐琅彩为皇宫所珍藏，数量极少，也就是两三件而已。

    郎世宁的绘画参合中西技法，用中国的丹青料做西式的画法，取得别具一格的艳丽色彩，而瓷瓶所表现的，则是以西方的珐琅彩料绘中国的写意画而别具心裁，更意想不到的是，郎世宁避开中国传统画以延绵不断的线条来进行形象的塑造，而是采用短细的小线来表现立体感，光线明暗的真实感。用行家的话说，非常“开门”。落款为楷书“大清国乾隆元年正月大吉日御制钦命内务府员外郎署理九江关兼管景德镇造厂窑务唐英奉命督陶烧造”为一圈，瓶底中书青花款“乾隆御制”，右为红彩方双圈红楷书“皇清乾隆御用”，左为红彩双方圈楷书“乾隆御览之宝”。yishujia.findart.com.cn

    参考资料地址：http://yishujia.findart.com.cn/256833-blog.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