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感动世界的动物故事》，一共收录了加拿大著名动物小说家西顿的五篇动物小说，分别是《公鹿的脚印》、《狼王罗坡》、《泉原狐》、《石山大王克拉格》和《白尾兔豁豁耳》，篇篇好看，令人不忍释卷。全书还配有若干幅色彩艳丽的插图，让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时常有眼前一“亮”之感，赏心兼能“悦目”，也使该书增色不少。
　　
　　西顿的动物故事流布天下，影响深远。收在这本书里的五篇，热爱动物文学和西顿的读者想必都已读过，因此我在这里没有必要再去复述其中的情节。让我感兴趣的是，像这样情节不见得复杂、语言也平平淡淡的动物小说，它究竟是靠什么“抓”住了读者的心呢？为什么在中国，像西顿这样的动物小说作家很难出现？
　　
　　有人也许会说是文化差异的缘故。不错，中国古来就有“文以载道”的教化传统，文章是“不朽之盛事，经国之大业”，负载着传输思想、化育民众的重大责任。虽说在这样一个“启蒙死了”的年代里，文章可以卸去肩上的重担，但几千年潜移默化的影响，“教化”的冲动其实已融进血肉，甫一提笔便情不自禁，即使努力想显得活络一点，想“寓教于乐”，结果还是拿捏不准分寸，弄得里外不是人。另外，从图书分类法来看，中国的动物小说一直是归置于“儿童文学”门下的，这种制度上的安排无疑也限制了作家的创造力。因为在中国，儿童历来都是需要“教训”的，这样，动物小说的作家们只好在作品里或隐或现地穿插一些“道理”，曲终奏雅，万事大吉。比如著名的“动物小说大王”沈石溪，他就说他的动物小说是叙说“人间主题”的。但“人间主题”的动物小说本质上已经不是动物小说了，因为它的拟人化、象征化策略是自我颠覆性的。它必将把动物小说逼到死胡同里去。（灵灵非常爱看沈石溪小说，不怎么看西顿的。特别钟情于那种细腻的动物心理，动物之间的尔虞我诈你死我活悲欢离合，深深地吸引她。她看完一本又一本，看了一遍又一遍，受到震撼，感慨连连。）
　　
　　但西顿的动物小说没有这种隐忧。在西顿的动物小说里，我们可以看到，西顿并不借他的动物主角传递诸如狡诈阴险、尔虞我诈或情意绵绵这样的“人间主题”。也就是说，西顿剥离了依附于动物身上的教化色彩，把动物当成动物来写，虽然偶尔也不免让动物说点鲁迅所谓的“人话”，但在整体上是非象征的。这就使得西顿的动物小说获得了一种单纯性、明晰性，因为不再和“人间主题”纠缠在一起，这使得西顿的亲和力大大增强。
　　
　　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不把动物小说当作教化工具并不能绝对保证它的生命力。实际上西顿的魅力还来自于他博大的生命意识。我们阅读西顿，会发现他的小说总是与“追击”有关，即人追逐、猎捕动物。在一般人那里，这样的“追击”过程总是会写得酣畅淋漓，总是会尽情展示人的勇力和理性。但西顿的叙事却给我们“迟滞”之感：在人与动物的紧张对峙中，西顿总是会在某个节点“慢”下来，思考“追击”之举的正当性，总是以反思性的笔触涉及到动物作为“珍宝”和“高贵生物”的道德价值。在西顿的动物小说中，“生命意识”既是他着力描写的对象，同时“生命意识”反过来又极大地提升了小说的品格。在宽泛的意义上来说，西顿的小说是“狩猎小说”，但因为他引入了“生命意识”这一元素，于是人对动物的“追击”不再具有合法性。这样，人即使在“追击”中取得胜利，他实际上也输掉了道义。《石山大王克拉格》中的史谷堤历尽艰险打死了大角公羊，然而却在惊惧和良心的不安中苦度余生，最终葬身雪崩，就是一个典型。西顿对“生命意识”的谕扬实质上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隐在批判，这种生态视角显然不是平庸的动物小说所能具备的。
　　
　　反观中国的动物小说，在这方面显然就还存在不小的差距：虽然已经出现了一些注重“生命意识”和生态视角的作品，已经能够在叙事中给予动物一定的伦理关怀，但技术上的粗糙和“教化”传统的阴影阻碍了它们成为气象阔大的佳作。比照西顿，中国动物小说的创作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加] 西顿著，何江译《感动世界的动物故事》，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7月版，定价：24：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