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气变幻时，人们借助雨伞可以遮风避雨;当一些艾滋病病毒感染者遇到困难时，乌鲁木齐市水磨沟区“红雨伞爱心协会”的志愿者以爱心、耐心、细心，把党和政府的“四免一关怀”政策传递给他们，为他们提供了健康服务和心灵护佑。

兰兰年轻、漂亮。自从染上毒瘾后，她五次进戒毒所、三次被劳教。一朝吸毒，终身戒毒。毒品让她把自尊抛到了九霄云外，她每天唯一的追求和快乐就是吸毒。当知道染上了艾滋病后，她更是“破罐子破摔”。

2007年的一天，兰兰发现自己怀孕了。这事似乎才为她腾出了一点冷静思考的时间。她意识到自己已被毒品折磨得人不人鬼不鬼，不能再牵连一个幼小的生命，让其再受艾滋病的折磨，但丈夫、婆婆坚决反对她做流产手术。原来兰兰一直对家人隐瞒着自己感染了艾滋病病毒的事。此时，她不知该怎么办，跟家人吵闹一场后，赌气去了一位“朋友”家。她清楚这一走就意味着永远失去了家。

在她最痛苦的时候，“朋友”的“关心”方式就是让她沉浸在毒品的迷幻之中，把做流产手术的事也抛到了脑后。兰兰离家时带了6000元钱，随着钱包渐瘪，“朋友”的“热情”也渐减。当“朋友”下逐客令时，兰兰才明白“朋友”关心自己的目的是为了共享那6000元钱。

这天下午，无处可去的兰兰想向其他朋友求助，却连打电话的几角钱都拿不出。她饿着肚子去另一个朋友家借宿，路上遇到了红雨伞爱心协会的负责人扎克尔·吾斯曼。

扎克尔吃惊地瞪大了眼睛问兰兰:“你还活着?”原来，一年前扎克尔多次找兰兰谈话，希望她进行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她却赌气说:“病是我自己得的，想死想活是我自己的事，跟你没关系。”最后一次谈话时，扎克尔留下一句话: “不论怎样，以后遇到什么事，需要帮忙就找我。”此后一段时间，扎克尔再也找不到兰兰了。后来，扎克尔偶然听人说她吸毒过量死了。当兰兰“活着”出现在他面前时，扎克尔下决心一定要“留”住她。

“吃饭了没有?”扎克尔关切地问。两天没吃饭的兰兰听到这句话，想到“朋友”的冷酷，如见了亲人一般“呜呜” 哭了起来。

扎克尔带她去吃拌面，饭后，又细问她的生活情况。得知兰兰准备做流产手术而身无分文时，扎克尔安慰道：“别着急，你先住到我姐姐家。手术费的事我来想办法，肯定能解决。”生活并不宽裕的扎克尔，凑了500元钱，但还差1000元。

很快，扎克尔为她筹到了全部的手术费。手术需要家属签字，而兰兰身边却没有亲人，扎克尔为她签了字。出院不几天，扎克尔又帮她办理了低保手续。274元的低保金，让兰兰不再为生存而发愁了。这事也深深触动了兰兰。“一个吸毒者、一个艾滋病感染者还能享受到国家的低保政策，社会没有抛弃我!”

接着兰兰又享受到了一个预防艾滋病的关怀项目，每月可兔费得到米、面和清油。兰兰在感受到社会关爱的同时，也明白自己不能再浑浑噩噩地混日子了。一天，她找到扎克尔说: “志愿者太伟大了，是红雨伞爱心协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要当志愿者!”扎克尔答应了她的要求，同时提出一个条件: “你首先要戒毒，然后接受抗艾滋病病毒药物治疗。”兰兰点头答应。

戒毒之后的兰兰成为了红雨伞爱心协会的一名志愿者，并接受了预防艾滋病的培训。一天，结束了培训走在回家路上的兰兰，突然看到一支废弃的注射器。她便找了两个塑料袋，一个用来裹住手、一个用来装注射器。她担心:如果孩子们捡去玩或是吸毒的人捡去再重复用，就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兰兰知道树林里、偏僻的角落里肯定少不了废弃的注射器，就东走西转地去捡。第二天一早，她把90多个废弃的注射器拿给扎克尔看，扎克尔看了之后建议兰兰在所住的片区开设一个针具交换站。

兰兰于是便租了一间临街的小屋，里面摆放着一次性注射器、安全套以及各类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品。针具交换站开门的第二天，附近一个餐馆的老板便气势汹汹地来找她，对她吼道:“谁让你来这儿的，把这块地方都弄‘脏’了。”“让吸毒的人戒毒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他们在吸毒时找不到注射器，几个人轮换用一个注射器，就会传播艾滋病。办针具交换站，是国家开展的一个预防艾滋病项目……”兰兰的耐心解释，平息了这位老板的愤怒。

兰兰白天在针具交换站工作，给来针具交换站的人介绍如何给用过的注射器消毒的技巧。兰兰还每月定期随访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对他们的情况进行登记，然后向红雨伞爱心协会及疾病预防控制部门反馈。

“感谢红雨伞，是它让我重新找到了活着的价值!我也希望其他吸毒者和受艾滋病折磨的人能找回他们生命中的红雨伞!” 兰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