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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广电大厦被设计成三角形而非寻常的矩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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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诞生的上海电视铁塔，如今仅留下一个塔脚，依然立在上视大厦旁。

时代适时推出了这两幢大楼

现在，我将要叙述的是这两幢建筑，它们被称为“广电大厦”、“上视大厦”，它们发生的时间跨越整个90年代。

以我向来的观点，一幢建筑——无论它在未来的历史中将以怎样的方式得以存留、怎样的名义得以评价——它的诞生除了与建筑设计师的天才有关，还可以这么说，与时代或整个社会发展背景有着更为深切的关系。

上世纪90年代伊始，上海正进入它全面发展的加速度之中，广播电视事业尤其如此。

曾经的收音机那时正完全地转换成了收录机，过程早自70年代中期，每一个上海市民都不会忘记三洋牌单喇叭收录机也叫作“独眼龙”带来的巨大冲击；电视机的发展更是神速，在夏日里弄中争先恐后地看电视的这种情景早已一去不复返了。这时，家家户户都有了电视机，不管拥有的是黑白还是彩色、是12寸还是18寸。电视机，这个后工业时代的超级尤物正不可阻挡地成为上海人家的必备之物，进而成为上海人的生活方式之一。后来做成广电大厦、上视大厦的建筑师汪孝安先生对此回忆道，“我结婚时，买了一台16寸日立彩色电视机，由于过于紧俏，记得当时还是托人搞的彩电票”。

但是，制作着所有电视节目并将这些节目在每个夜晚准时输送到千家万户电视机屏幕上的上海电视台，这时却显得相当的捉襟见肘。

上海电视台起始于1958年，位于今南京西路与青海路附近。时光过去了将近40年，进入90年代的上海电视台无论硬件还是软件都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有两个细节可以说明这种严重的不适应：其一，当时上海电视台最大的演播厅才600平方米；其二，当年上海电视台的一、二号人物，也即党委书记金敏珠、台长盛重庆，他们的办公室，“面积很小，两个人几乎背靠背地坐着，让今天的人们难以想象”。于是，广电大厦、上视大厦应运而生。

广电大厦，也叫一号楼，筹划于80年代的末期，最初有意大利、台湾等不同地域的建筑设计师的参与，整个设计方案于1990年敲定，经五年施工，于1995年竣工。上视大厦，也即二号楼，设计于90年代早期，正式开工于1995年，于1999年竣工。

可以这么说，上海的广电事业藉由这两幢大楼得到了一次鲜明的佐证，而承担这两栋楼建筑设计的上海老牌设计单位-华东建筑设计院的设计师们的才华，也藉由这两幢大楼得到了一次强力证明。

精心设计，令大楼与众不同

当128米高的广电大厦于1995年耸立而起时，即使那时上海的摩天高楼已如雨后春笋，但这幢建筑依然有着它的特别出众之处。

平面是三角形而不是当时流行的矩形，由三个钢筋混凝土筒体组成的结构在空间上产生了个性鲜明的体形，让人过目难忘。整个建筑中使用了许多弧形的线，它们使得这幢现代主义风格的建筑获得了更多的柔和、丰富和变化。立面上米白色金属面砖、浅灰色铝合金板和蓝色玻璃的富有条理的装饰，既表达了一种逻辑美，同时也表达了一种现代的理性精神。

建设师汪孝安之所以将建筑平面设计成三角形而不是寻常的矩形或正方形，一方面基于功能考虑，电视媒体的特性决定了它的空间必须是大跨度的，同时，这样的设想得到了结构工程师徐萼俊的支持，角筒大跨度预应力梁的结构体系正好适应着这样的要求，汪孝安赞同路易·沙利文的原则：即形式追随功能，而不是形式决定功能；而另一方面却是为了避让地基上的一棵大雪松。其实，最初的设计方案平面是个弧形，倘若实施这个方案，广电大楼将紧沿南京路建造，而地基上的一棵百年大雪松便将连根拔起、烟消云散。为了让这棵大雪松得以保护，建筑设计采用了三角形平面的总体布置方式，将裙房后置，这样，大厦在大雪松前便退避三舍。尽管大雪松仍因施工过程中受到地下水位、水质的变化而不幸死去，不过，因为这个退让的设计，大楼门前因此便多了一个喷泉广场，1000平方米广场的存在使主楼与南京西路之间有一个自然过渡的空间层次。

那么多日子以来，汪孝安还一直在寻思：是不是要为那棵大雪松立上一块纪念碑呢？

而后上视大厦，依然由功能决定形式，只是，与第一幢大楼的三角形平面相比，这次成了矩形平面，立面上且有一个美妙的弧面。从远处观看这个建筑，但见米白的色彩包裹着整幢建筑，富有表现力的曲线展现着大楼的英姿。

内部空间设计得更是大气。大堂恢弘，拥有高达9.5米的长长回廊。1000平方米的演播厅则注重着科技含量，演播厅有27米高度，这样可以随时实现大型景片的提升互换。

有意思的是，为了地基上的一棵大雪松，建筑师曾将一号楼设计成三角形平面；而在二号楼的设计中，建筑师同样面临需要保护的一样东西，不过，这回不是大雪松了，而是那个耸立在上海已有数十年的高高的电视塔。一座城市之所以富有价值，乃是因为它留存着许许多多值得人们记忆的东西。为此，设计二号楼时，建筑师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设计思路。遗憾的是，与大雪松几乎有着同样的命运，诞生于1974年的这座能够唤起上海人多少历史记忆的电视铁塔，最后只留下了一个孤独的塔脚作为纪念，向人们叙述着如烟的往事。

重访，海关钟声苍老地传扬

今年9月末的一个下午，在上海华东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我与汪孝安先生重逢。窗户外传来了海关大钟悠远的报时钟声。

我想起1999年，那时，我曾与汪孝安先生一起站立在华东院设计的上视大楼168米高的顶层，我们共同看着面前的这个上海。我想起后来我写下的所有感受，“高楼林立、不胜枚举，上海的天际轮廓线以如此浩瀚的形式展开在你的眼帘中，也许有些凌乱，有些繁杂，有些斑驳，但却掩盖不住那一股压抑不住、急不可耐地向上冲去的活力，仿佛你能听见它们从四面八方向天空涌去的热情而嘈杂的声响……”

那时，汪孝安已经注定将收获颇丰了，因为经他手设计的广电大厦与上视大厦，稍后将获得全国优秀设计银奖、建国50年上海十大建筑银奖……

进入新世纪，汪孝安于2000年主持设计了武汉广电中心；2002年他又主持设计了江苏广电城，而自2002年起，汪孝安还参与了中央电视台新楼的设计与建造过程。漫长的11年啊，从2002年起至今，他非常清晰地记得最初时候的国际投标情景：三家境内、七家境外，全是国际或国内知名的一流建筑设计单位，华东院的方案入围前三，最后，赫赫有名的荷兰建筑设计大师雷姆·库哈斯摘取了设计桂冠，华东建筑设计院则一同参与了合作设计。作为中方代表，汪孝安还清晰地记得中方设计团队在方案深化阶段前往荷兰鹿特丹OMA事务所工作站的那些工作场景，以及11年来反复往返北京，与雷姆·库哈斯及其团队一同讨论的种种细节……

看着今日已是华东建筑设计总院首席总建筑师的汪孝安，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便再次发问：当你回想往事，回顾你曾经十分用心的建筑作品，譬如广电大厦，譬如上视大厦，你有没有留下什么遗憾？汪孝安沉吟片刻回答道：“遗憾一定是有的，譬如上视大厦，那时选择的玻璃色调不是太好，有点偏紫、不太清新，作为建筑师我深感不安。”

那么，如何定义一个建筑的成功？汪孝安再次沉吟片刻回答道，如果一栋建筑能与周边环境相融合，并能或多或少地体现出那个时代的特征，那么，它就应当能称之为成功。

走出华东建筑设计总院，我的脑海里始终盘旋着汪孝安总建筑师和他的种种建筑，这时，外滩天空下，又回荡起了报时的钟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