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我们对身体的信心

    我们已经对身体失去了信心。这事真的很糟糕。

    1999年下半年，我住在波恩附近的一个小镇上。我是先到的。稍后，11月初，德国已经很冷了，我太太带着女儿也来德国了。女儿当时才六个月大，我去法兰克福机场接她们，见她是挂在我太太胸前来的。经过长途飞行，女儿一到德国就发烧了。我和太太都很紧张，赶紧找医院和医生。

    第二天早上，我们带女儿去医生那儿，是一位中年的德国女医生，长得很严肃。我们把女儿抱给她检查。没料到她劈头就责问：你们中国人就这样养小孩的啊？我说怎么了？她不答，动手就剥我们女儿的外套，是一件滑雪衫，再剥，是一件棉袄，接着剥，是三件毛衣，剥掉了两件，最后只留下一件毛衣了。女医生说，以后在德国，只许穿这么多，出门时外面套一件大衣就行了，你们给她穿这么多，没病才怪！

    我跟我太太面面相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才好。

    我接着问，那要注射不？女医生反问，为何要注射？她拿了个手电筒，拎起女儿的耳朵，照了照，说没事，你们回去吧。我大惊，说那总得给点药吧？女医生说，为何要吃药？没事还吃药？

    我们把女儿抱回住处。两天后，女儿自己就好了。

    从此以后，每逢女儿感冒、发烧，我们都采取“不理睬”政策，烧得高了，就给她用冷毛巾敷一敷，一二天后也就好了。女儿自己也习惯于此。现在长到十二岁了，我们没给她看过病，挂过盐水，吃过什么药。

    结果呢？是我女儿班上发育最迟，跑步最快。

    再来说说后来在德国伍泊塔（Wuppertal）发生的事。伍泊塔是恩格斯的老家，这个城市是一个“谷”，所谓“塔”（Tal）也。世纪初我从波恩搬到那里，住在山上一条叫Worringer的街上。我右手的邻居是一位医生，名叫梯罗，说是搞“自然疗法”的。我问他，什么是“自然疗法”啊？是不是跟我们的中医一样？梯罗说，不是不是，他是自己研究的。

    梯罗怎么研究的我不明白。据说他经常观察天象和气候，并且都要记录下来，已经好多年了。有一回我算领教了。有一回，他开车带我们去公园玩，我坐在副驾驶位置。他开着车，突然跟我来一句：再开二公里就要下雨了。我说不会吧，天气蛮好的呀。他说不信你看着。开了有二公里，果然下雨了。我从此对他无限佩服。

    周围别的邻居估计也都服这个梯罗。

    左手的邻居家小姑娘生病了，发了高烧，让梯罗看病。这个梯罗当然采取他的“自然疗法”，具体怎么弄的我不得而知，反正效果奇慢。我太太天天回来报告，说是那小姑娘发烧发得越来越厉害了，一天比一天厉害，但是梯罗同志坚决不让打针用药。邻居们都捏了一把汗，为那小姑娘，也为梯罗。

    到第十五天，我太太回来报喜，说那小姑娘终于好了。

    我们已经失去了对身体的信心。这事真的很糟糕。

    我说的“我们”，当然没有把我上面讲的波恩的女医生和我右手的邻居梯罗医生算在里面。他们，这两位德国医生，仿佛来自古代，比如古代希腊。

    古希腊的医神希波克拉底坚持认为，为医之道，是要摹仿（mimesis）自然，自然为大，而医生只是自然的“助手”。“自然”（Physis）是自己生长的，所以为大，而身体也是“自然”之一种，医生呢，当然要有高明“手艺”（techne），但这个“手艺”只是辅助性的，只是帮助身体这个“自然”达到自己的目的。

    中国古代医道的身体观，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可惜，希波克拉底式的身体观在哲学和科学时代里早被压制和遗忘了。所谓西医，所谓手术，所谓西药，在很大程度上都以“人是机器”的观念为前提。这种医术虽然传入中国不久，但在中国却被过度相信、甚至于被迷信了。

    现在，欧洲的许多人们醒悟过来了，开始抵抗技术的医术，恢复自然的医道。但有着悠久自然医道传统的中国人却仍然执迷于西方医术。

    现在，我们相信手术和药物，甚于相信自己的身体。

    我们手术，我们吃药。我们非如此不可吗？

    试问：一个连自己的身体都不再相信的人，能通过手术和药物恢复自然身体吗？

                                                             2011年11月22日记于同济校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