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翻译的境界[1]

    我在为纪念熊伟先生而作的“亲在的境界”一文中，曾对先生的海德格尔译文有过一番议论：“先生的语文风格独具，有突出的个性色彩，是一眼就可以看出属他的。先生的译文里面，往往可见一些异乎寻常的用词，但显然都是经过审慎的斟酌的；行文有时不免令人觉得有些拖泥带水，但拖的和带的竟也很有味道。译文做到这个地步，我看就有境界了。”[2]

    这不是应景之论，而是我的一个严肃认真的看法。学术思想的翻译并非简单的机械转换，而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好的思想翻译，除了忠实于原著外，也还应该具有译者的个性色彩。熊伟先生在这方面堪称楷模。

    众所周知，熊伟先生所译海德格尔著作对我国海德格尔的翻译和研究工作具有奠基意义。除整书出版的《形而上学导论》（与王庆节合译）外，熊伟先生还有九篇单独的海德格尔译文。其中有几篇文字，如《存在与时间》，熊伟先生做的是节译，虽然现在已经有了熊氏弟子陈嘉映、王庆节的全译本（熊先生是校者），但熊先生的节译本仍然有独立存在的意义；又如我在翻译《路标》一书时，为了术语和风格上的基本统一，在熊译基础上重译了其中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以及“关于人道主义的书信”等文章，但这同样并不意味着熊译已经过时，或者我的重译本就干脆可以替代熊译了——那是不行的，文字方面的影响和传承是没有这么简单的，是不能如此简单化的。在汉语学界，不仅熊伟先生的弟子们，而且更广大的海德格尔研究者和读者们，直接、间接地都受到了熊先生译文及其风格的影响。这似乎可以不争。

    另外，熊伟先生的这些译文刊载于不同的地方，有的刊在期刊上，有的收在文集里，十分散乱，且多数已经年代久远，不便于读者调查和观赏，就此而言也有把它们收集在一起的必要。

    鉴于上述原因，有一次在香港开会时与王庆节教授座谈，聊起熊伟先生的译文，我提出了编辑、出版熊先生的海德格尔译文集的建议，基本要求是把先生的有关译文原封不动地汇集在一起，不加任何改动。庆节兄极表赞成。后又与陈嘉映教授讨论，亦得其高声赞同。最后大家一致推举北京大学的王炜教授来承担具体的编务。

    由王炜学兄编成的眼下这个集子体现了“原汁原味”的要求，惟订正了少数几个误植字，其他均一仍其旧。译文中有大量希腊文的修饰符号，王炜兄花了大力气，制造了一堆希奇古怪的图案，可惜终于未能成功，最后是由我代为加工处理的。因此这方面若有差错，当由我来负责。

    顺便也指出：把熊伟先生的这本译文集放在“同济·德意志文化丛书”里出版，想来也是适得其所的，因为熊先生40年代后期曾在同济大学任教，出任过同济大学文学院的院长及哲学系主任，因此与同济是有一点关联的。现在同济大学正致力于恢复和发展人文学科研究，熊先生地下有知，应该是感到欣慰和高兴的。

谨以本书纪念熊伟先生！

　　　  　　　　　　　　　　　　　　　　2003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