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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兴八首》中的家国情怀

(2014-01-05 10:56: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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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

分类: 胥琰文案

 

《秋兴八首》中的家国情怀

胥琰

 

    《秋兴八首》是诗圣杜甫晚年律体诗的代表作,也是唐诗的巅峰之作,这应该是没有异议的。当然,一脖子犟筋死抬杠的人除外。这组诗,创作于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秋天,杜甫正流落寓居夔州(今重庆奉节),时年55岁,距离病逝还有四年,生命之钟已经进入倒计时。关于这组诗的艺术成就,前人多有品评,且精辟深刻,自不须人云亦云似的附议。本文试就其中的苍凉郁勃的家国情怀,作一探寻、梳理、引发,不敢有污大方之家的清眼,权作为个人的读史读诗的心得罢了。

 

    “身居巫峡,心念长安”。

    在中国古代诗歌艺术的长河中,恐怕没有第二位诗人在自己的创作实践中具有如此鲜明的“家国情怀”了。遭受放逐、行吟沅湘的浪漫诗人屈原,九死未悔,不改忠君爱国之志,在他留下的那些以芳草美人为意象的浪漫而华采的骚体作品中,家的元素似乎很少,最为凸显的情怀就是“爱国”。而接受了儒家传统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理念的杜甫就不同了,无论是由国到家,也无论是由家及国,个人的、家庭的身世体验与对国家的、黎元的命运浮沉的系念,可以说是相互生发并融为一体的。如作于安史之乱前一月的五言古体长诗《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以“忧黎元”为核心,写到了骊山上皇帝与贵妃奢靡的享乐,写到了早已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所谓大唐盛世中“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惨淡景象,写到了自己“入门闻号咷,幼子饿已卒”的丧子之痛,从而引发出了对国家命运“忧端齐终南,澒洞不可掇”的深深担忧,而他的担忧不久就得到了应验。在都城长安被安史叛军攻下并焚掠一空之后,诗人的五言律诗《春望》开笔描写了“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的满目疮痍的景象,感时恨别,吟咏出了“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的名句,抒发了惨痛的家国身世情怀。在七律《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中更是如此,当他得知家乡为官军光复的好消息,以放歌纵酒表示庆贺,并唱出了“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的以“还乡”为目标的咏叹调。

    何为家国情怀?笔者尚未出版的拙著《鄢陵词话》中曾有诠释:“家国情怀,乃是中华诗词具有优良传统的主题。杜子美《咏怀五百字》,由国至家;《三吏》、《三别》,由家至国;白乐天由己推人,辛稼轩由己推国。非独一人、一家之遭际,实乃一国、一民族之命运。由微观至宏观,再由宏观至微观,两两相合,互为生发掩映,方能见诸大的悲悯情怀,方能感人至深者也。”

    然而,杜甫还乡的咏叹调虽然轻捷明快,还乡的路却是漫长无期的。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四月,诗人所依附的好友、幕主——西川节度使严武病逝,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杜甫无奈于五月携家离开成都草堂,乘船沿江南下,最初的目的地是湖南,然后再辗转返回洛阳——按照叶落归根的意愿,这几乎可以是肯定的。诗人先至嘉州,六月至戎州,入秋至忠州,九月至云安县,因病留居于此大约七个月。大历元年(766年)春暮,移居夔州,至大历三年(768)年正月,离开夔州出三峡。后经江陵、公安、岳州、南岳、湘潭、潭州(今长沙),于大历五年(770年)冬,因贫病交加病死于潭州与岳阳之间湘江上的一条船上,暂葬于岳阳,终年59岁。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诗人最终没有在生前实现返回河洛之间的故乡的愿望。

 

    《秋兴八首》就完成于初居夔州的当年秋天。这一年,诗人居处简陋而身体多病。

    先说居住情况,据闻一多先生的《少陵先生年谱会笺》记载:公移居夔州,时在春晚矣。初寓山中“客堂”。有《贻华阳柳少府》诗为证,其中有句曰:“俱客古信州(即夔州),结庐依毁垣。相去四五里,径微山叶繁。”诗人居住的临时性草庐应该在山城外四五里的山上,是利用废弃的墙体在斜坡上搭建的,客堂前有一条仄仄的山间小道通向山外。在这里,诗人一家还在墙东侧竖起了鸡栅栏,在堂下种莴苣,想必是非常简陋的。直到这年秋天,诗人举家移居临江的西阁,居住条件才得到了一些改善,在这里可以望见山城夔州。《秋兴八首》的创作地点应该就是在所居住西阁中的某间书室中吧。

    几乎与《秋兴八首》写作同一时期,杜甫在这年重九日还写了著名的七律《登高》:“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木落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诗中提到了因多病连酒也暂时戒了。那么,流寓中的诗人什么时候得病,又都得了什么病呢?据记载,杜甫于永泰元年(公元765年)9月,因病滞留云安,且“卧病一秋强”(《别常征君》),病得时间延续了一个秋季还多。这个病到了次年春天也没有康复,在《寄薛三郎中璩》中说:“峡中一卧病,疟疾经冬春。春复加肺病,此病盖有因。”综合起来看,诗人得的病症有疟疾,疟疾未好又引发了肺病(咳嗽),长久的卧床不起又引起了脚病。这些疾病,一直纠缠着我们伟大的诗人,直到创作《秋兴八首》时,也没有痊愈。不但没有痊愈,而且可能是更重了,因而连他一向喜欢喝的“诗人的饮料”、一杯浊酒也不得不暂时戒了。

    可以说,杜甫生前身后有过许多其他的响亮的名号:杜子美、杜工部、杜少陵、杜拾遗、杜陵布衣、杜陵野客、少陵野老、诗圣、诗史等等,其中天才诗人李白与杜甫交往游处时,给杜甫取的雅号最为形象:“太瘦生”。杜甫少小就多病消瘦,得到这个绰号的时候33岁,正直青壮之年,本来就瘦的诗人,经过长时期的颠沛流离,“白头搔更短”,“苦恨繁霜鬓”,应当是更瘦更瘦了。在这里,笔者之所以不厌其烦地梳理、探究杜甫行踪、身世、漂泊、疾病,就是要提供一个能够理解《秋兴八首》家国情怀的大背景。因为任何伟大作品的诞生都不是空穴来风。让我们就此想象一下吧:霜鬓苍老、容貌干瘦、多病缠身、行动不便的伟大诗人,衣裳沾满风尘,也许还有昔日的泪痕和酒痕,拄杖而立在滚滚东去的长江边上,秋风吹寒于外,百感交集于心,久违的诗兴不觉飘然而至,那些声韵铿锵的、浏亮的、细腻的诗句,跳跃着撞击着自己的神经……尽管是七岁就能够“开口咏凤凰”的行家里手,名满天下的诗人还是经过多日的布局谋篇、苦苦推敲、反复吟咏,终于创作出了这样一组在中华诗歌史上,不朽的七言律诗——《秋兴八首》。

 

    “丛菊两开他日泪,孤舟一系故园心”(其一)。

    自秋居云安到第二年秋滞夔州,菊花两度开放,每度看花都勾起了对往昔的回忆,因而流泪;自己一家沿江东下的归舟却总是系在江岸上,因为贫病交加不能如愿返回故园,更叫人系念尤深。故园,也即故国也。如果根据诗人的情感角度,杜甫心目中的故园应当包含了东都洛阳与西京长安两地,理由很明显:杜甫出生于河洛之间伊洛河畔的巩县(今巩义)东二里许的瑶湾,今尚遗存其历代修葺的诞生窑;其曾祖父杜依艺、祖父杜审言、父亲杜闲三代皆居于此;在今偃师杜楼,还有杜甫宗族的祖坟和后嗣,旧时应该还有茔田。而杜甫自幼年到少年时期则常年居住在东都洛阳仁风里的姑母家里。不管巩县瑶湾也好,也不管偃师杜楼也好,在唐代均属东都洛阳辖地。其次,也指西京长安。杜甫的远祖杜预是京兆杜陵人,杜陵在长安东南,杜陵东南又有少陵,杜甫在长安时曾在杜陵以北、少陵以西住过,故而杜甫曾有“杜陵布衣”、“少陵野老”等自号。综上所述,可知杜甫心中系念的故园,正是大唐的东西两京之地,故园也正是故国也。

    但是如果依据本组诗文本的思路,作者心目中的故园则偏重于长安,其一中的“故园”、其二中的“京华”、其三中的“长安”、其四中的“故国”、其五中的“南山”(指终南山,在长安南)、其六中的“秦中”(即长安一带)、其七中的“昆明”(昆明池,在长安南)和其八中的“昆吾”(路名,在长安东南),均把明确的指向定位于长安。这一点应该是无可疑义的。然而,值得玩味的是,诗人的这次携家归乡的目的地虽然已经明确指出是“下襄阳向洛阳”,可是也许还会有人提出那是出于激情状态下的“诗语”,又受着律诗用韵“七阳韵”的限制,不得已而为之。其实,认真探究一下情理,走进诗人的内心世界,诗人归乡的目的地应是东都洛阳无疑。理由有三:一是晚年的杜甫要叶落归根,而根在河洛;二是洛阳是诗人出生到成长的“父母之邦”;三是洛阳是诗人的祖茔之所在。尽管诗人的远祖虽在长安,诗人也在长安居住过,可是诗人一家在长安居住时期,却大多过着“三上赋而朝廷不用”、“寄食于人,奔走不暇”(杜甫《进雕赋表》)的屈辱生活,最后不得不把家人移至奉先县(今陕西蒲城)安置。诗人壮年尚不能在都城长安安身立命、养家糊口,贫病交加的暮年就更不可能打算重返长安了。但是这些并不影响伟大的诗人在写作这组《秋兴八首》时的心态:“欲归洛阳,神系长安”。

    “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其二)。由第一首的“孤舟一系”,到第二首的“每依北斗”,这八首诗核心的主旨“望京华”被赫然点出。按:长安在夔州正北,故诗人常常依据北斗星所指的方向遥望长安,以寄托归思之情。也可以这样说,诗人最初打算的回归的目的地应是长安,有诗为证:“此身那老蜀?不死会归秦”(《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西川节度使严武第二次镇蜀,表奏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杜甫托身幕府,也有希望在严武还朝时追随“归秦”的。可惜严武死后,“归秦”的愿望落空,有“奉使虚随八月槎”(此句典出晋张华《博物志》,此不赘述)为证,诗人只得流落到长江边的孤城,“听猿实下三声泪”(“听猿三声实下泪”的倒装)了。

    在其三中,则更多的是写个人的身世浮沉,日日独坐江楼,置身于翠微之中而无所事事,借渔人之泛泛、燕子之飞飞,寄托自己漂泊江流,无所归依的感慨。并且借用匡衡和刘向的典故,追述了自己在左拾遗任上因上书触犯朝廷而遭到贬斥,欲求像刘向一样作为帝师而传经却事与愿违了。这一首诗的旋律是低徊的,在此基础上,进而引出了寄慨最深、忧愤最广和音韵最为铿锵的第四首诗作:

    闻道长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胜悲。

    王侯第宅皆新主,文物衣冠异昔时。

    直北关山金鼓振,征西车马羽书驰。                         

    鱼龙寂寞秋江冷,故国平居有所思。                         

    《秋兴八首》成诗的大历元年(766年),持续八年的安史之乱至广德元年(763年)虽然已告结束,但是,首都长安就像弈棋一样,成了“乱纷纷你方唱罢我登场”的征战杀伐之地。尽管杜甫在长诗《北征》中,曾经盛赞大唐王朝是“煌煌太宗业,树立甚宏达”,可是经过安史之乱的洗劫,繁华景象不再,人口也有五千万锐减了三分之二还多,国运已经大非昔比。随着朝廷控制力的衰弱,藩镇拥兵割据,互相杀伐,北方和西方的回纥、吐蕃、党项等少数民族贵族势力则乘虚而入,不停地进行掠夺式的侵扰。“似弈棋”则包含了第二联的长安宅邸频换新主和第三联的来自西北方向的征战。对于伟大的爱国诗人杜甫来说,长安是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的象征,也是国脉国运之所在。诗人在积极用世的壮年,毕竟在长安这个当时世界最为繁华的都城居住了整整十年,这里有过他太多的希望、依恋、欣悦,当然也包括悲辛和苦闷。

    “故国平居有所思。”

    身居夔州,老病缠身,孤苦无依,归乡无期的诗人,当此国家残破、山川寂寞、秋江清冷之际,自然而然地会想起自己当年所熟悉的长安繁华的景象。《秋兴八首》的后四首正是“有所思”的具体内容。包括其五回忆长安巍峨的宫阙以及“点朝班”、“识圣颜”的欣悦;其六昔日帝王游宴曲江的盛况;其七昆明池等地的胜景以及其八中诗人当年“彩笔昔曾干气象”的豪情。

 

    笔者每每读到这组诗,常常这样想:《秋兴八首》创作之所以能够成为唐诗的巅峰之作,除了诗人娴熟音韵、诗艺达到炉火纯青外,更多地融入了诗人在大唐由盛而衰的过程中的丰富多彩的生命体验,而支撑这组诗的精神支柱,就是诗人突出拥有的感天地而泣鬼神的家国情怀——个人、家庭、国家、黎元融为一体的悲悯的、息息相关的、休戚与共的伟大感情与胸襟。

 

                                                          (2014年1月4日于暾照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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