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蒲湾头徐氏述略

徐立明

    蒲湾头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村庄，建于明初。它位于即墨东部，钱谷山东麓，鳌山湾与丁字湾之间陆地最狭窄处的中央。三面环岭，东面洼地和滩涂。村东3公里处有南北向潮沟，据说大约在百年前，这条潮沟贯通南海和北海，每逢天文大潮时，南面鳌山湾潮水与北面丁字湾潮水可以在村东北处汇合，形成南北贯通、宽达百米的水面，把东部区域与大陆隔开，俨若孤岛。所以历史上即墨东部沿海一带的人们把这一潮沟以东的地域称为“岛里”，以西的称为“岛外”。

    蒲湾头村现有15个姓氏，村民近1200户，徐氏占三分之一。据说在元末明初这里是一片荒野，徐氏堂属三兄弟于明洪武末年应移民征令，跋涉千山万水从云南来到这里开荒立村。其他姓氏都是以后陆续迁进的。

    一、徐氏“占产”立村

    一起来到即墨的是亲堂叔弟兄三人，而到蒲湾头定居的只有兄弟二人，这说明他们是在未到蒲湾头之前就分手了。谱书记载：“尝闻诸（朱）皋徐始祖之讳复道与吾族始祖亦系兄弟，先世尝有往来，到后渐疏，既不知疏在何世，亦不知其疏缘何事，今虽往来已断，脚册无存，实属同宗而同族矣。”朱皋位于海阳县境内，是临海小镇。三兄弟之一人为何又去了朱皋？何时何地分的手？谱书没有记载。对此，徐氏的家传祖说提供了一条线索。据说当时移民的目的是为了实边，即为海防提供民众基础。移民到即墨境以后，就按卫所之需要将人员进行了分派，目的地都是天涯海角。徐氏三兄被分派到雄崖所管区，两人往东，直达东海边。一人往北，到海阳朱皋。朱皋，海防重地，据说当时归雄崖所管辖，因此成了徐复道始祖的归宿地。原定到东海边的两兄弟走到钱谷山东麓时，适逢天文大潮，东面一片汪洋，海边群山隐约可见。兄弟俩望洋兴叹，无奈之下留在菖蒲湾边落了脚。

    徐氏始祖迁移到即墨路线及具体细节不详，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兄弟三人均未成家（未婚），年龄在20至25岁之间；路上时间较长，行进过程是被双手绑在身后押送着的。祖辈人习惯于背着手走路，传说就是迁移时形成的习惯。

    徐氏兄弟二人沿钱谷山山阴官道东行，至东麓。环视四野，发现有西北东南向山泉溪流形成的一湾清水，湾中菖蒲繁茂，摇曳于海风碧水之中。二人心和神怡，不约而同地说：“就在这儿住下吧！”于是，造饭填肚子，打窝棚，做好长期过日子的打算。

    接着开始打算“占产”的事。所谓占产，据说就是按照官方的规定，可以在自己选定的居住地周围，将准备用来耕作的荒地用一种特制的标签圈占起来。插标签的目的是让后来者明白：此处已有主人，开荒者请另选别处。

    刚来到这里时据说正值早春，兄弟俩站在菖蒲湾边，举目四野，荒无人烟。他们以菖蒲湾为核心，向四周圈占看起来可以开荒种地的处女地。这里东面是一望无垠的海滩和涝洼地，不可能长庄稼，只是在近处，沿菖蒲湾东流的小溪两边的一些稍有泛碱的平地可以耕种，如果用台田等方法加以整治，或许可以成为高产田；北面是岭坡地，看起来土质不错，是圈地的首选；南岭和西岭，坡陡土薄，不是好地。

    占地标签的制作当时有一定的标准，这种规格是官方的规定还是约定俗成，现已无法考证，但据老人说，材料是野草秸秆之类，长约一尺（老尺），将一头扎成三角形，竖插地上，间隔十步，成行围界。

    弟弟年龄尚小，干家务经验不足，出去插标还是能胜任的。哥哥成熟一些，要照顾弟弟，每天准备饭食，修整家园，还有许多居家过日子的事要做，于是让弟弟先拿着昨天连夜准备的标签，一早出去占地。哥哥想到今后兄弟俩终究要成家分居，共同承担繁衍族群大计，于是就跟弟弟说：分两份圈占，咱俩各人一份，以免以后分家计较。这话弟弟可能没听明白，以为哥哥让他先选占，于是自己尽挑昨天哥俩考察的好地块先占下了，回来对哥哥说：我占完了，轮到你了。哥哥一听这话觉着不大对劲，出去一看，东面的平地和北岭的缓坡地都让弟弟占下了，只剩下西岭和南岭的薄地没插标，这显然是弟弟挑剩下的。哥哥想到堂叔兄弟终究情薄，窝了一肚子火，回来对弟弟说：今后各过各的日子，咱们就此分家吧！于是哥俩负气分居，哥哥居菖蒲湾东北边，弟弟居西边，从此徐氏便有了东西两支之分。

    兄弟俩安顿下来以后，日子过得红火，人口繁衍成群，菖蒲湾边门当户对，蔚为村落。因为住户大多集中于菖蒲湾上游，所以称为蒲湾头庄（“头”为上游之意），民国时期始称为蒲湾头村。

    二、族源及流派

    从家谱记载和家族传闻两方面结合来看，蒲湾头徐氏的始祖是从云南迁移而来的，而祖籍则是安徽的古徽州地区（今歙县一带），也就是迁居云南的徽州人。《徐氏族谱》序称：“吾族云南徽州人也。自洪武以来，起小民兄弟二人来居蒲湾头庄，居东者为东支，居西者为西支，是以有两支之分。”

    一般来说，谱书作为家传世本，在序言中对其族源要做严谨而准确地记述，而不能使后人读之模棱两可。现今云南没有徽州这一地名，想必古代也不会有。如果有，谱书会做较详细的交代。徽州在历代都是很有名的，一提到徽州，人们自然会明白就是指安徽省的徽州。如果古代云南也有徽州这一地名，为使后人不会发生疑问，相信徐氏族谱序中一定会做比较性说明。而序言开宗明义，直书“吾族云南徽州人也”，显然是说：蒲湾头徐氏始祖是云南的徽州人，即从云南省迁移来的、祖籍安徽省的徽州人。

    众所周知，在明初朱元璋戌边屯垦的云南军队中，有大量包括安徽省在内的内地人，他们的子孙，并不是随父从军加入军籍，而是成了当地百姓，有了云南户口，成了名副其实的外籍云南人。这些人可能与土著居民的重要区别在于，他们是汉族人，祖籍是内地，可作为政府向外移民的首选对象。移民对象的选择方式可能是“抽丁”。家有两三个青年男丁的选一个，三四个的选两个。条件是年轻未婚，或是已婚的不让带家属。从这个侧面可见当时政府抽丁移民政策之一斑。

    定居蒲湾岸边之兄弟二人，拓荒种田，繁衍生息。其中徐氏东支到第六代决定再分支。东支族谱在第五代始祖栏下有这样的注记：“五祖坟墓俱在西老茔，其后人七分支，今族谱分支而载也。”分支原因可能与传统的伦理道德和祭祀习惯有关系。按族传规矩，同一个祖辈其下五代人（到玄孙）为一个统一家庭单元，称为“五服”。最高辈分的男性为家长，以下各辈份人均视为己出。同辈人统一排行，统一称呼，如：对五服内的长辈即便是堂叔，也不能称“叔叔”，而要按其排行序号称“五爹”、“十三娘”等。一般情况下，各小家经济上不独立，有家长统一分配。出了“五服”才能分家单过。逢年过节祭祀活动也是按这一规矩进行，拜祖迎年、家庭祭祀等，老祖宗以下只对五服内逝者，其他不论。看来分支的原因是按老规矩，从第六代开始的，目的是以后族群的发展及祭祀上的方便。

    实际上，蒲湾头徐氏东支族谱上只有四个分支，其它三个分支到哪里去了呢？对此，谱书没有详细记载。

    传说，现今田横镇大山前村的徐氏是由蒲湾头徐氏东支分出去的。对此，笔者特意访问了原即墨市委党校教师徐显茂，并仔细查阅了2003年7月由他主持续修的大山前《徐氏族谱》。在其续修族谱的序言上有这样的说明：本族谱书以前已修过两次，第一次所记世本无意中灭失，无奈之下做第二次续修。这时，祖宗之事无所考据，又与蒲湾头徐氏因过去为祭祖之事闹了别扭，谁也不愿意前去屈膝求拜，所以只好请出一位年长的老太太强作追忆，追索到第六代祖人，也就是分支之后大山前徐氏的第一代。由于老太太非本族出身，本身没有文化，加之年岁久远，记忆惨淡，其追忆的第六代祖宗有五人。其中三人名字与蒲湾头徐氏东支第六代祖人名字重复，这是明末清初的事情。大山前徐氏族谱将蒲湾头徐氏东支第六代祖人奉为第一代始祖，在以后的世代记述中也没有分支。虽然老太太记忆的确信度有折扣，但从老一辈传说及大山前徐氏谱书的记载上看，这里的人们确实是从蒲湾头徐氏东支分出的，至于是否为其它三分支的全部，现在还难以确定，有待进一步考证。

    蒲湾头徐氏东支在其后的发展中，各分支不断有支派迁出，根据族谱记载比较典型的有：

    次支第十世（约在康熙年间）徐登山的长子徐业及夫人万氏，“两人出古北口，不知所终。闻有三子，亦不知名。”古北口可能是指现在的石家庄市。走时已有三个儿子，估计二人年龄接近40岁。由于离家较远，在古代交通、通信都很落后的情况下，夫妇二人走后就与族人失去了联系，至今不知下落。

    三分支“爵派”后代迁出人口最多。族谱记载：“第十四世（约在清同治年间）徐珩、徐遂、徐君、徐步兄弟四人寓居莱西李权庄乡张家庄”，其后人较旺盛。1998年蒲湾头徐氏续修谱书时曾派人联系，搜集到家族资料，但仅限于世系序列，已发展六代，到第二十世。就在第十四世四兄弟到莱西李权庄定居后不久，又有第十五代（约在清光绪年间）堂侄“文灿、文灼、文煦三人来到莱西李权庄的陈家庄定居。”但这支人与蒲湾头徐氏本支联系不多，在1998年家谱续修时也没采集到相关信息，成为憾事。据本族细心人士推测，现任山东大学校长徐贤明有可能出于这支族人。真实情况有待进一步考证。

    次支第十六世“徐振楹、徐振栋、徐振柱、徐振山兄弟四人移居吉林省华仁县柳河镇史家店乡王家大院”，至2000年已有第四代。

    长支第十七世“徐德起一家住辽宁省华仁县华尖子镇川里村。”至2000年已有第四代。

    三、祖辈信仰及善行

    徐氏祖辈家传道教信仰。尚道教之人喜食菖蒲根茎，择蒲泽清流而居。传说始祖早在落草卜居之时，周边地土贫瘠，荒无人烟，念此非农家理想之所。唯见当下有蒲湾清池，心往意合，终为驻足。看来，祖人是在道教理念的指导下选择了蒲湾头这一宝地。其后，纵然瓮牖绳枢终也不忘供奉三官神位，信念很虔诚。及日子稍为好过一点，便忙于建庙摆堂了。族谱记载：“六世祖大宽因走江南，设三官庙基一处。”“六世祖大朝有地三百六十亩，捐三官庙祭田十亩”。想必这时已建起规模可观的三官庙，可能已有专职道人常驻，且常年烟火不断。不然的话单纯年节祭祀是用不上十亩（老亩）地的产出收入。

    传说设三官庙基的六世祖大宽，跑江南做的是盐业生意，因而小富。蒲湾头地处沿海，盐业资源丰富，作为一种副业，每逢农闲，民间晒盐、制硝成风，自产、自用、自销。食盐和芒硝在明代是官方控制的货物，贩卖带有走私性质，利润丰厚，虽然官方禁止，但老百姓都这么干，官方也没办法。当时没有专业场地，人们只能利用退潮时，将潮头晒干的碱土从海边取回来，自己土法提取。加工淘汰的碱土污染土地，再把它搬回海里又很费力气，所以有的人就将碱土倒进菖蒲湾里。年积月累，菖蒲湾就被填平了，据说这就是菖蒲湾消失的历史原因。至于六世祖大宽为什么要远隔千里往江南跑，到江南哪个地方，既无记载，也没有传说。我想，这与祖籍可能有关系。去的地方可能是徽州一带，那里有食盐和芒硝的市场，有熟悉市场信息、值得信任的人脉关系。这些人脉关系是通过与徽州老家人的联系获取的，或未可知。

    家传道教信仰世代传递，经久不衰，其中不乏虔诚者和具有一定造化之人。谱书记载：“九世祖徐相出家城隍庙，族人来即有托足之情”。城隍庙是祭祀佑城神灵所在，住持一般为道教精英。能入城隍庙侍神弟子之列想必亦非平庸之辈。谱书还记载：“十三世祖兆庸重修三官庙”。这是指重修本村的家传三官庙。徐兆庸生活在道光、咸丰年间，正是国家逐步陷入外侵内乱之时，家境虽为小康，仍出重金修庙献地，其虔诚可见一斑。其后尚有几辈人为三官庙献金出力，使其香火不断，一直延续到民国时期。徐氏家传的三官庙堂，直到笔者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在本村读小学时还作为教室使用，七十年代末才拆除。村南岭本家田地中有“道士茔”，五处坟头至今尚存。

    在道教精神的熏陶下，徐氏祖辈坚守以农为本，勤俭持家，淡薄处世的理念。传祖训曰：“耕读继世，不忘根本；乐善诚信，宽厚待人”，教育后代做老老实实的庄稼人。因而徐氏祖祖辈辈不出闻达之人。而勤俭持家，乐善好施、扶贫积德者屡见不鲜。

    徐实，为徐氏三分支第十代人，约生活在康熙至乾隆末年之间。时有三百余亩田产家业。勤勉而节俭，乐道而好施。族谱记载：本人常年居土坯茅屋，而出资建本支祠堂，又捐设宗族家庙基础并操持建设，完善祖传三官庙设施。可以说家事、族事样样豁达，当时为乡里有名的持家荫族之人。在菖蒲湾边建有会客专用农舍，以托足乡邻贤达，处理族人事务，自云：八十三岁不忘本宗族，为人之根本，常常挂念在心，寝食难安。耄耋之年主持纂修了族谱，为徐氏后人留下了可贵的精神财富。

    徐实享年87岁，去世百年后，其曾孙又为其沽誉立碑，以为纪念。正面碑文为：“光绪二年十月吉旦（1876年丙子），清皇恩荣八品寿官曾祖徐公讳实字坤行元配戴氏继配韩氏继邓氏墓,曾孙兆济兆渭兆祥率玄孙玑琏琬立”。可惜的是，此碑石文革时被当作桥面利用，经几十年踩踏，背面文字全无，其生平善行记录未能得见。

    族人最为倡颂的是，四分支房氏家族在徐实扶助下由衰转盛之事。房氏小徐实十几岁，为古青社里巷（现为金口镇古阡村）人，其名不详。天生聪颖贤惠，“优于天性，孝慈与节义不直得於训闻”。十五岁嫁徐田（徐实之远房堂弟），年20始得子。其子刚满周岁，徐田病逝。其时，徐田“家素俭，父母皆年近六旬，且老。节妇善事之，执妇道无间焉。”第二年春，其父引毛驴强接房氏回娘家小住，走十里已过周疃河时，问其父：“三春农忙季节，到底有何要紧事前来接我回娘家？”其父叹息曰：“实不相瞒，父母看你孤儿寡母实在可怜，已选好人家让你另嫁。”房氏一听二话没说，抱襁褓从驴背上跳下，扭头便回。趟过没膝的河水奔回蒲湾头，径直来到徐实家，尽述其事并表达了自己愿为徐家养亲扶孤的决心。徐实为之真情所感动，鼎力相助，立刻分粮草以为应急，拨雇工以力相助。其后，房氏家事、农事一概视为自己。而房氏“亦艰辛而勤纺绩，躬农务，朝夕资甘脆以养翁姑，旁及家政抚孤儿，辛苦万状，而家道渐以充足矣”（房氏碑文）。尔后，二老得善终，家业人丁两旺。至孙辈，房氏家族已拥田三百余亩，两世见孙，“一门五世，皆赖其节妇以其终始”（房氏碑文）。

    房氏养亲扶孤之善举在其生年已闻名乡里，《即墨县志》乾隆版将其载入“列（贞）女”名录，其文曰“房氏，徐田妻，年二十一夫亡，守节扶孤。现年六十三。”

    房氏生卒年代谱书未载。乾隆版县志序作于乾隆二十八年，成书估计也在二十八年左右。这样算来房氏大约在康熙三十九年出生（1700年）。谱书载房氏享年74岁，去世后立的碑文为“举人杨孟我所作”，时间在“乾隆四十二年二月”（1777年）。按照古代世俗，人去世三年后才能立碑，以此可推算出房氏去世之年可能是乾隆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1774年。

    杨氏所书碑文隽永流畅，文情并茂，尽显古代文章风范，读来感人。现附录如下，或可供欣赏。

    节妇姓房氏，父奉旺。居古青里，以农业守其世。节妇优于天性，孝慈与节义不直得於训闻也。年十五归于徐，徐亦农家子也，讳田，家素俭，父母皆年近六旬，且老。节妇善事之，执妇道无间焉。年二十而举一子。士英甫周岁，田逝世。当是时，弱息方在襁褓，二老人垂垂白发，年益高，家且日益落，此当壮夫所不能支，矧在孤孀岂易为力者。或有异议，节妇怒不为言，隐以大义自裁，谓：呱呱者在侧也，皤皤者有堂也。谁其相依为命者，吾不当为其难者欤？爰靡他以矢志。亦艰辛而勤纺绩，躬农务，朝夕资甘脆以养翁姑，旁及家政抚孤儿，辛苦万状，而家道渐以充足矣。历十三年而翁去世，又十年而姑卒，计前后养生送死，皆视其力之所至，礼亦至焉。呜呼！可以谓难矣！前之为士英完娶也，年十岁耳，以养以教，渐以成立。英亦克尊母训弗弃，家道之兴有由然也。英举二子，节妇皆为娉娶。今长又复生子，节妇两世见孙矣。呜呼！徐氏一门五世，皆赖其节妇以其终始。孝慈与节义并著，古称完人，当不是过信，可报地下以无愧矣。年七十其四以疾终，其大节不久昭天壤也哉。前邑侯尤，既采举以登之志书矣。里巷慕义之士，复恐其之久而渐泯也，相与共胪其实，揭之慕碑，垂不朽矣。

    时：

    乾隆四十二年二月吉旦  举人 杨孟我所作与生员亲友族人同志

               (该文载于《即墨谱牒》2013年第1期 总第四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