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笔一谈：重温SARS那段时光

倘若没有看柴静的《看见》，我不会想到要回过头来看看那段在我记忆中落空的、藏匿在时间胶囊里的故事和生活。

我始终是一个不会主动回头的人。

在柴静的书的封面上，有这样一段话，我总归把它读懂了，并找到了我们身上的共同点。她说：这本书中，我没有刻意选择标志性事件，也没有描绘历史的雄心，在大量的新闻报道里，我只选择了留给我强烈生命印象的人，因为工作原因，我恰好与这些人相遇。他们是流淌的，从我心腹深处的石坝上漫溢出来，坚硬的成见和模式被一遍遍冲刷，摇摇欲坠，土崩瓦解。这种摇晃是危险的，但思想的本质就是不安。思想的本质是不安，而社会是最真实的思想模板，如此而言，社会本就是不安的，在这里，我们都得学会通过有所作为来摆正我们不安的心灵。

尽管柴静是位新闻工作者，但她却能很好地在一个小女生和社会人两个角色中转换，并且每一个都做的那么好。看她的书，无论是写作手法，还是情感的表达，都将她本身的那种文艺气息散发的淋漓尽致。从这个角度看，选择成为了一位新闻人，本该是她意料之外的事吧。

《看见》的第二章，写的就是有关SARS的报道，虽然这段故事并没有一位新闻人写作的那份正义凛然和铿锵有力，但恰恰是这样的风格——饱含“人情味儿”的笔调，让我看到了一个真正新闻人的良知和作为社会参与者所肩负的那段“沉重”的回忆。也正是她的故事，让我想到了那段“纵使相逢应不识”的记忆，如陈酿在地洞千年的美酒，被岁月的棍棒激的四处流溢，炸满了过往的“芳香”，充斥沉睡多年的“地窖”。我如痴如醉地贴在地面吮吸着破裂的甘甜，舔舐着岁月长盛不衰的折磨。

正如白岩松说的：人们声称的最美好的岁月其实都是最痛苦的，只是事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才那么幸福。

的确，儿时的我，不懂灾难的意义，我还是一如既往的做我该做的事——上学、看书、吃饭、睡觉、干家务。而对于那些游荡于北京寻求一席之地的“北漂”们来说，灾难也不那么可怕。我和他们有着同样的交集——都无畏于SARS，略微不同的是他们为生存，而我在生活。

所以，直到今天，我才明白，为什么在新闻界流传着这样一段话：新闻是明天的历史。

为什么？

因为新闻也可以让我们回忆，给我们教训，告诉我们“以昨天为鉴”，寻求明天的真理。

柴静带我走了一趟时间之旅，也让我打开了记忆胶囊。我一直很喜欢英语中关于胶囊这一词的英文发音，因为它读起来总让人有种穿越的感觉，还有余音那种俏皮的卷舌，带着些许新奇和怪异。可惜的是，我只记得读音，却早想不起如何拼写。诚如很多故事，只记得自己的遭遇，却忽略了社会的整体姿态；很多回忆，只记得尘封过浅的情节，却想不起深入的片段。说来，人生就是这么怪诞！

如果真的把记忆抓住，揉成一个偌大的球，然后用童年的弹弓，上膛、瞄准、拉弦、射击、收弓，我的记忆能够射多远？也许，我应该问，我的记忆足以射多远？

这便是回忆。

2003年，中国乃至世界的“黑色年”，SARS给人类留下的创伤，粉碎了太多人的梦想。病魔的困扰、亲人的离去、医护病房的隔离、惨白的床单、面色凝重的患者、还有一个个推向太平间的狰狞的面孔，而我总不对这些刻苦铭心，也许这就是传播学中所说的选择性记忆操控的结果吧。那时，媒体在我的脑海里，似乎还没有1MB的内存；那时，白衣天使在我的记忆中，也不是那么鲜活、崇高的生命；那时，我似乎是一个活在“短视”中，心灵被扣上厚厚的近视镜的人；那时的我，肯定不会想到，在那个让柴静和很多新闻工作者“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岁月里，在那个让新闻工作一日又一日渐渐充满“人情味儿”的时光中，我尽慢慢成了新闻的追逐者——一个曾经鄙视新闻到无可救药的地步的人。我很难不折服于人生的造化弄人，太多的偶然，太多的疑惑，还有太多的难以明了。

2003年，我三年级，此时我正好在北京念书，跟随着爸爸妈妈做着一个外地人的梦。学校是一视同仁的，不会因为我是外地人，就在SARS期间，对我不闻不问。

我们全校停课。我很高兴，再也不用在等校车的时候，隔着棉布口罩大声朗诵《弟子规》，虽然它对我的“毒害”一直到今日都挥之不去。我总还是能在某个无聊的清晨，脱口而出那段滑稽却引以为豪的背诵：弟子规，圣人训。守孝悌……

全校停课却并不意味着我们真的与讨人厌的数学、英语还有那个一直“残害”我们的社会科学老师做“毕业告别”。学校很灵巧的设置了中国教育台，每天熟悉的老师面孔会准时和我们在荧屏上见面，就连课间10分钟的休息，也不忘学校的老规矩——眼睛保健操。这是一段很奇特的经历，虽然对于儿时贪玩的我来说，并非好事。可待我长大，我才倍加珍惜。

SARS期间，老师每天都会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带着厚厚的棉口罩，用硕大的黑色皮袄的帽子包住整个头，给我们发一天的作业，都是些试卷啊、练习题啊。仿佛就是很直接地告诉你，即使举国处在灾难的笼罩中，学生也不该放弃自己的学业。

只可惜那时的我，丝毫没有新闻记者本该有的敏感，要不然这段在灾难中很有可能被人忽略的温馨的记忆，总可以登上媒体的头条，在黑色压抑的气氛下，给人们带来些许人性的关怀和感动。

可是，新闻终究是明天的历史，而历史总是不轻易可以成为新闻的。

回想起柴静在《看见》中写道自己曾在非典期间和妹妹的交流，那里有一个很能让人感动的细节。柴静自叙到：我妹来酒店给我送东西，我让她带只小音箱给我。晚上在空无一人的大街上，隔着三四米远，我让她站住：“放下，走吧！”妹妹在黯淡的路灯下看着我。去病房前我俩谈起过父母，我问她“你觉得我应该去病房吗？”她说：“你可以选择不当记者，但是你当了记者，就没有选择不去的权利。”这是一种对记者这个行业最明了的阐述。很多时候，我们肩负的实际上是一种责任，一种义务，一种无法随意支配权利的义务。就像曾经和新闻毫无瓜葛的我，断然可以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自娱自乐，不被灾难所动摇，除非哪一天这灾难离我很近，威胁到我的生命。但是，现在不行。

对，现在不行。我已经爱上新闻，并执意要参与进去了。我将随时有一天面临着柴静同样的遭遇，用仅仅两三米的距离区别我和他人的不同，也是用这仅仅两三米的差距丈量我人性的高远，我生命的长短。

很显然，这是在一个量化了的数字上揭示新闻人存在的意义，而事实来的总是比这复杂的多。因为新闻的本身其实就是新闻——一个活着的、拥有跳跃着的生命的、脉搏同样以每秒多少次正常波动的客观存在。它是独立于人的意志、而又和人有着千丝万缕、难以解释的东西。它不深奥，也不邪乎，但是它也并非那么浅薄。

因为柴静的《看见》，2003年，让我重温了一次童年的天真，也让我再一次认识到了那藏在数字背后真正的有关于人生的意义。03年，对于我来说，远远不止SARS那么简单，那么单纯。03年，我爸生病，我外婆不幸患上脑淤血，生活很紧迫，SARS也似乎是加剧了千万个类似家庭的负担，于是也有了那种“要钱不要命”的灾难与生命博弈式戏剧。

也是到今天，我才真正明白，一个新闻工作者所应具备的很职业的品质就是让一切不可能成为“新闻”的有价值的新闻成为新闻。这其中就包含着对新闻工作者人性良知、新闻敏感、耳闻腿行等等一系列素养的高度要求。

因为，在某个灾难中会涌现很多个例，很多可以传递正能量却又发生在平凡人身上、很难被镜头定格的画面。所以，如果我是一个记者，我会深入到群众中，寻找这些个例，并在这些个例中寻找契机。换句话说，我会认真聆听那些真正存留在绝望中、就剩得一声叹气和喘息的人的话语。我要在这个绝望的个体失去意志之前，用媒体的力量挽救他。我要把它带入人们的视野中去。这并不是一种“哗众取宠”式的出名综合症，因为我仅仅是把它当做一个事实、一个具有新闻价值的新闻去报道。

我所要揭示的是这一代人存活在社会中的危机感和挫败感，我所要揭示的是这个社会给平常家庭生存下去所施加的压力和偏见，我所要揭示的是在这个特殊灾难来临下，通过拿命与金钱博弈的背后不为人所知的心酸故事，这些便是我所要诠释的。我所要做的就是尘封这一个时代有关于冰冷的记忆。通过传递社会的爱与温暖，来融化人们心中的隔阂和误会，来帮助需要帮助的人。

这是我在成为一名记者前的承诺！而这，在我看来，也是大多数新闻人的追求和成就之所在。

因为，人都要活着，而活着就要证明自己的价值。诚如柴静所言：就像叶子从痛苦的蜷缩中要用力舒展一样，人也要从不假思索的蒙昧里挣脱，这才是活着。

……

……

……

SARS已阔别我们十年，十年应该是个值得回头看看的时间点。就像柴静感言十年已至，如他所说，不要因为走得太远，而忘记我们当初为什么出发？就像白岩松会为十年侃侃而谈痛和快乐；就像陈奕迅会为十年留下属于他和我们的歌曲，就像……

就像，我们的十年有很多值得回忆，我们的十年还有很多值得期待……

以后的日子，我们到底会怎样？

过好每一天，你且静待岁月的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