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03-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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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用人不崇尚深奥，而专取平实。他任两江总督后，掌握三省（实际是四省）的人事大权，而人事又关系到江南四省的吏治民生，因此他用较长时间，通过比较和探索，找出一条特有的“曾氏”用人法。最初，他把主持理财的文职官员的标准，概括为四项。
咸丰十年的一天，下面报来一份材料，说湘乡人文辅卿表现很好，在筹措资金方面很有创意。曾国藩批示说：用人就是要用没有官气而有条理的人。如果他照这两句话去做，将来即使做了封疆大吏也不可更改。如果有像文这样的人才，希望你们多推荐几个就更好了。
 咸丰十年七月，他给在江西主持理财的李桓和李瀚章写信，谈及四项标准：
 “国藩于江西绅士熟识无多，闻见亦不甚广。即于湖南绅士，亦不似润帅（胡林翼）之博采广询，左右逢源。仍求阁下就近悉心搜罗，或函商意诚（郭昆焘，当时在湖南主持厘金事务），于湖南厘卡最得力之员，借用一二人，将来即可保作江西之官。如尚未在厘局当差者，亦可仿湖北之例，楚材晋用，但当礼罗江西贤绅，兼进并收，不宜过示偏重，使豫章（江西）才俊，有向隅之感。其自湘来者，先给薪水，优加礼貌，不必遽授以事。收之欲其广，用之欲其慎。大约有操守而无官气，多条理而少大言，本此四者以衡人，则于抽厘之道，思过半矣。务求及时罗致，鄙人亦当帮同采访。”
 以下解释这四句话的意思。
 
第一是有操守。
 
过去有一句话说：“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得太平。”还有一句话：“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这两句话所讲的道理,都是一样的，即能力的重要。操守是一个人为人，特别是做官员，做领导的一条底线，是一条永远不可逾越的红线。中国从很早的时候，至少从三国时期，就形成了约束官员的三条标准，也就是“清”、“慎”、“勤”这三个字。
 操守含有两个意思，第一个含义是“要清廉”，为官不清廉，老百姓怎么能服气？第二个含义是有节操，有节气，有一种临事不惧、临难不苟的胸怀和修养。他说，下属获得上司偶然青睐，但操守有问题，还是不能持久，手下的人也不会真心佩服你。即使你的权势可以压他一级，但他心中不会服你，所以曾国藩特别强调，做领导要有操守。
 
第二是没有官气。
 
曾国藩提出：一个人无论发展到什么程度，如果官气很重，这个人的发展就已经受到局限，不会再有大的发展了。所有的讲话都是由秘书写出，讲官话，说官气，这种人一个都不能用。“官气”也就是今天所讲的“打官腔、说官话”，做事情总是瞻首顾尾，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他说，官气就是“圆滑取巧、心窍太多、敷衍塞责、不能负巨艰、担大难”。艰难的事情来了，经受考验的时候到了，但是你经受不住这样的考验，这样的人怎么能够担当大任呢？
 没有官气，用曾国藩自己的话说，就是用人以质朴为尚，不应专取才华。虽说用人只是用他的才能而已，其他根源的东西无须深究，但也必须足以驾驭，这样才能为我所用，而不致受牵累。人的才品，虽然多有不同，然而只有质朴才能长久。探究起来，以质朴为主而用人的过失,不过十之二三；单以才华而用人的过失,则常十之八九。
 
第三是多条理。
 
曾国藩“相人口诀”当中就有“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他打了一个比喻说，庖丁解牛在外行人看来，这样复杂的一头牛，庖丁很快就能解得很清楚、很伶俐、很利索，因为庖丁找到了诀窍。我们做任何事情都是这样，每天用得着的不能太繁多，两句话就够了。一本书也好，古人流转下来的典籍也好，概括起来，可能就是几句话，你千万不要把它变复杂。总之，把很多复杂的事情变为简单，就是曾国藩所说的“有条理”。
 “多条理”，不但是工作方法，而且也是一种能力。
 咸丰九年十月，他对李榕说：
 
凡与诸将语，理不宜深，令不宜烦，愈易愈简愈妙也。不特与诸将语为然，即吾辈治心、修身，理亦不可太多，知亦不可太杂，切身日日用得着的不过一两句，所谓守约也。
 这里的“守约”，就是有条理。曾国藩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日署理两江总督，这也是他第一次做封疆大吏，兼有兵权和财权、人事权。午饭后，他当即与李元度等人讨论：“时事应如何下手”。随后多日，他不厌其烦地与幕僚等讨论，又与胡林翼等通信，商酌大局。经过一个多月的思考、调研，特别是在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后，曾国藩把“治之之道”归结为三端：剖析、简要、综核。他具体解释道：
 剖析者，每一事来，先须剖成两片，由两片而剖成四片，由四片而剖成八片，愈剖愈悬绝，愈剖愈细密。是说条分缕析，要把各种事务集中起来，分清主次、轻重、难易、缓急。
 简要者，事虽千端万绪，而其要处不过一二语可了。如人身虽大，而脉络针穴不过数处；万卷虽多，而提要钩元不过数句。凡御众之道，教下之法，易则易知，简则易从，稍繁难则人不信不从矣。
 综核者，每月所治之事，至一月两月，又当综核一次。军事、吏事，则月有课，岁有考；饷事，则平日有流水之数，数月有总汇之账。总以后胜于前者为进境。此二者，日日究心，早作夜思，其于为督抚之道，思过半矣。
 曾国藩说：大凡办一件事情，其中常常有互相曲折交汇之处，如果一个地方不通，那么处处都会受到牵制。而要点仍是有条理。
 
第四是少大言。
 
大言就是放空话、说大话。他说这是文人习气，或者是书生本色。书读得多了，胸中自有些墨水的人，往往认为天下事情容易，所以经常放言高论，不着边际，说话没谱。他说，这种人绝对不能用，少大言，就是要讲实话，讲真话。
 咸丰十一年，曾国藩为教育手下人，写了著名的“教令”，要求必须遵守，后来命名为“劝诫浅语”。第三条为“禁大言以务实”。而对品行的考察更为重要：
 大抵观人之道，朴实廉介为质，有其质而傅以他长，斯为可贵，无其质则长处亦不足恃。
 曾国藩还把人才，概括为高明、卑琐两大类，而对待这两类人，办法也不同。他说：（大抵人才约有两种）：
 高明的人：进取心强，不想被别人超过。所以，对这种人，曾国藩提出要正面引导，积极引之向上。可以归纳为积极的用人方法，有三条：第一，薪水要高出一般人员，大体在一倍以上；第二，对他的提拔和夸奖，要比平常人多一些；第三，对他应该多放一些权力，不能按照一般人那样来做。
 对待卑琐的人，就不一样了。卑琐的人没有远大的志向，看到的只是目前，锱铢必较，一分一毫也不能少他的。对这种人要求严一点儿的时候，就会忌惮；防范稍微宽一点儿的时候，这些人会一天比一天放肆，最后做出出格的事情。对这种人应该怎么办呢？要让他循规蹈矩，每天用规矩和准绳来约束他们，给他们画杠杠，画条条，画框框，不能逾越。
 曾国藩说，按照官阶来论，州县以上的人大多自爱，属于高明之士。“佐杂”这些人都属于“算细”，就是每天精打细算，惦记自己既得的利益会不会受到损害，是卑琐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