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太祖：严禁“高考移民”
    杨坚父子在中国古代户口管理的制度建设方面功不可没，除了搞“有图有真相”，还把户籍制度和科举制度结合起来，按照地域来分配考试名额，史称“本贯应举之制”。“本贯”就是“户籍在本地”之意，“应举”即“参加科举考试”，套用现在的话说：必须在户籍所在地参加高考。

    “本贯应举之制”渊源在隋朝，真正确立是在唐朝，宋代予以继承和发展。开宝五年（972年）十一月，宋太祖下诏规定了三项内容：一是考生一律在有户籍的本贯州府参加考试；二是不准以寄居他州的名义应试；三是特殊情况特殊处理。在其基本原则指导下，科举制中的户籍要求贯穿于科举的全过程。
    应试考生报名，要向州府递交状纸，上列姓名、乡贯、三代情况等内容。地方官据此进行审查，其中乡贯的户籍要求很严格。据《贡举条例》，仅有户籍还不行，须实际居住本贯才合格。“虽有户籍久离本贯者”（虽然有本地户籍，但长时间不在本地居住），则要有地方官担保方可。在开封府应举的户籍规定更严，天圣七年（1029年）改为须有户籍7年以上并实际居住“即许投状”，户籍不足7年、不住开封者，“不在接收之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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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在宋代科举制中的重要意义已如上述，宋政府为保证科举的质量和公正，对户籍要求相当严格。但制度的制定是一回事，制度的施行又是一回事，更何况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为了科场取胜，入仕做官，许多士子不惜代价，不择手段。问题的根源是“解额”，即分配给各地方的“取士名额”，相当于现在中国高考制度下每个省的录取分数线与招生名额不同。既然考生与解额比例差别因地而异，考生多、解额少的地区的考生，便想方设法转移到考生少、解额相对多的地区应试，以增大胜出的几率。
    在北宋，冒贯最多的地方是东京开封府。首先是因为开封府解额最多；其二，宋代科举制允许外地人在特殊情况下，按一定要求、程序在开封应试；其三，开封是文化中心和最发达的首善之地，在此可直接获得时尚的、顶尖的文化。正如司马光所说：“朝廷每次科场，所差试官率皆两制、三馆之人，其所好尚，即成风俗。在京举人追趋时好，易知体面，渊源渐染，文采自工……国家用人之法，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者，不得及第；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以此之故，使四方学士皆弃背乡里，远去二亲，老于京师，不复更归……盖由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则人之常情，谁肯去此而就彼哉！”
    开封就是龙门所在，既是科举的起点又是终点，故而吸引聚集了大批外地学子。宋仁宗时，“四方士子客京师以待试者，恒六七千人”。其中狗苟蝇营之徒，当然会冒贯开封。例如天圣七年上封者揭露：“今岁开封府举进士者千九百余人，多妄冒户贯。”利之所在，自当趋之若鹜。
    如果我们看看当下，凡是从外地考到北京上大学的人，恐怕都有类似经历：学校里北京本地的孩子遍地走……其中缘由，古今一也。
宋真宗：城里人交钱，乡下人出力

    北宋时期，城市商品经济快速发展，市民阶层空前壮大。据考证，北宋崇宁时（宋徽宗赵佶的年号，共5年）东京开封约有13万多户，总人口当在150万左右，可见当时东京开封城市居民的数量之庞大，它是当时世
界上人口最多的大都市。
    城市人口的剧增，使户籍治理碰到新的问题。宋太宗几次下诏整理户籍，都未解决户籍混乱的问题。因为当时无不动产的人口太多，不轻易注册定籍。宋真宗天禧三年（1019年）十二月依准户部尚书冯拯之奏请，委派苗稹为钦差，与河南府知府薛田一道在洛阳进行坊郭户（城市居民）列籍定等的试点，然后推广于全国。
    当时全国大约共有坊郭户98万户，人口约500万之众。这些坊郭户被单独列籍，按财产多少分为十等。坊郭户就是今天所谓的城镇户口，它是商品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它的出现，不仅表明北宋城市商品经济呈现出繁荣之势，而且标志着市民阶层的正式形成，在中国社会与经济发展史上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
    自西周有户籍制度雏形以来，政府征税的依据一是人口，二是土地。农民的经济生活相对简单，地方政府收取赋税和派遣徭役，操作程序也简便。然而，城市中的居民，其财产类型多样，房舍、店铺是有形的，而在商品经济发达的宋代，以货币形式存在的个人财产，是无法统计的。城市居民阶层复杂，上至名商巨贾，下至专以佣工为业的手工业者甚至乞丐，都经常流动。
    针对这种情况，北宋专为城市居民单独造户籍，根据核查到的财产分成若干等，税种也多样，比如宅税（类似今天的房产税）、地税（指城市店宅地基税，类似今天的土地税）、盐钱以及临时摊派。这些税种都以货币形式征收，所谓“出钱”；而在农村，主要征发徭役和兵役，即“出力”，综合起来，就是“城里人出钱，乡下人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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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离家百里，先得申请通行证
    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总结前代的经验教训，并与当时的赋役制度的变革相适应，创造了以登记人口为主的“黄册”和以登记土地为主的“鱼鳞册”，标志着中国古代户口调查登记制度的相对成熟。这个制度虽然随着形势的变化而代有增损，但其基本框架和根本原则，终明之世并无改变。

    为了让农民安心耕田，朱元璋制定了“路引制度”。外出百里时必须持有官府发给的“路引”，路引相当于通行证，需要向官方申请。没有路引，就不能随便离开土地，这种制度将农民的行动限制在很小的范围。
    到了朱元璋的后代统治时期，明朝的土地制度渐渐发生了变化。明朝中期开始出现了太监直接管理、收税的皇庄，这样就出现了大规模强占土地的问题。明孝宗年间，有皇庄四处，官田不到两千顷，后来逐渐发展到五处皇庄，占地1.28万顷。明武宗年间，皇庄增加到36处，占地5.3万多顷。
    皇室开皇庄占地之风，其他皇亲贵戚纷纷仿效。据《明会要》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田地总数是850多万顷，到了弘治十五年，减至422万顷。这减少的一半就是被皇亲贵戚们兼并了，所以这些数字都不在官册。
    土地的大量被兼并，使得无数农民无地可种，从而流离失所，又因为明朝的路引制度，这些流亡到外地的农民被官府追捕，自然而然成了所谓的“流民”。每逢饥荒横行，便是流民四起之时，大明朝成了名副其实的“流民帝国”。最严重的一次，当属明末李自成起义，当时流民的数量到底是多少无法统计，但有一个数字比较能够说明问题，崇祯十二年（1639年），躲在商洛山中的李自成带着只有50来人的队伍重出商洛，轻骑走河南。河南流民听说后，纷纷前来投奔，李自成的队伍一下子发展到了七八万人。
    宋太祖及其子孙遇到灾荒之年时，不断地将流民吸纳进军队，目的就是即便造反也是叛军而非叛民。相形之下，朱元璋的做法颇不高明，为子孙万代着想的户籍制度，因为“路引”一项，而埋下了祸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