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和汇佳北京翻译公司精品翻译知识导读：信息研究方法和思想对许多学科都产生着重大的影响,同样对翻译学的研究很有意义。语言翻译学的真正归宿是信息处理(管理) 科学。对“翻译的标准”问题可以从外文原著的信息特征进行分析,其信息特征有实在内容特征、语言风格特征、具体行文特征。成功的译文应传达原文的这三个信息特征,亦即保证译文与原文信息的对等性。
　　随着现代工业科技革命的深入,信息( Information) 在推动科技发展、人类进步过程中的作用愈发显现出来。于是信息从一种潜在的被感知,提升到一种专业化、理论化的高度。
　　人们在对信息的组织利用研究中找到并创造了一些系统化的方法和思想。这些信息研究方法和思想不仅对现代社会中与信息技术密切相关的应用科学如电子通讯科学、计算机科学、应用经济科学等领域起着不可估量的作用,实际上,对其他貌似与信息科学毫不相关的人文学科如语言翻译学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究其原因,正如人们早已熟知的那样:信息无所不在。www.harmonylink.com
　　我们在讨论信息论的影响时,有必要对信息的本质定义进行一番了解。《American Heritage Dictionary》对“Information”词条的技术意义有较为精辟的解释:a collection of factsand data (事实或数据的集合) 。当然,在对信息的理解上,每个人还可能有各自的看法。如20 世纪40 年代美国工程师香农( Shannon) 就认为信息是被消除的不确定性; 阿什比(Ashby) 对“信息”的界定是“信息是事物的变异度”;我国学者刘长林也曾提出“信息是被反映事物的属性”的观点。我们从上面一些定义可以知道,信息就其实质而言是包含了一定量内容的知识(这些内容可能是明显的,可能是潜在的,也可能二者兼有) 。这就使信息的载体包罗万象,如有声语言、物体本身、文献等等。我们可以认为一切事物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是一定的,既有语义信息(Semantic Information) ,也有形式信息(Formal Information) 。人们为了利用它就必须从中挖掘、提取出真正的内在的信息内容。这是信息工作者所要完成的一个重要任务。
　　既然一切事物所包含的信息量都是一定的,那么也就不存在“不确定的”信息(Uncertain Information) 。可是“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又怎么解释呢? 我们认为莎士比亚(Shakespeare) 的创作意图是明显的,也就是说他的作品表达了他对社会、对人性的明确的态度,只是由于文字处理上的含蓄、凝练,使得后人难以迅速把握其真正旨意(或者说作者的原始旨意) ,因而就产生了理解上的千人千面的效果。
　　今天看来,莎翁作品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解读上的百花齐放的景象本身就是对莎翁作品有益的发展。因而再去粗暴地要求发掘隐于其中的“真实”意图也就显得微不足道了。
　　尽管如此,这种现象还是给信息处理带来了一个新的课题。这就是如何保证处理过程的意义的准确完整性、限制或消除信息处理中的语义失真。香农(Shannon) 的信息理论虽然声名卓著,但对语义信息也无能为力。W Weaver 指出,信息通讯的语义问题与工程技术方面无关,但并不意味着后者必然地与语义无关。我们不妨这样理解:技术手段在保证信息的“形”时,可以做到失真很小或者说“噪音”(Noise) 很小,但在保证信息的“神”时,尽管信息人员的不断努力,仍然显得捉襟见肘。然而,在许多场合下, “神”和“形”都是受众(信宿) 所真正关心的。
　　语言翻译领域便是上述场合中的一种。语言翻译内含着太多理解性的、“形而上”层面的东西,然而它真正的归宿仍然是信息处理(管理) 科学。翻译工作者通过自己的知识和相应的经验、规则,对信息源(非应用语言作品,即待翻译作品) 进行转译加工,以成功的应用语言作品(译著) 的形式提供给受众(读者) 。在语言翻译这一信息处理过程中,译者怎样发挥信道的功能,对译著的影响就显得至关重要。人们不由得会问:怎样才算发挥好了信道的功能(进行了成功的翻译) ? 翻译的标准是什么呢?
　　非应用语言作品^ 翻译工作者的劳动^ 应用语言作品信源　　　　　信道　　　　　信宿
　　图1 　翻译:信息处理流程图
　　　　我国新思想启蒙运动的代表人物严复,1898 年在其译著《天演论》的“译例言”中提到:“译事三难:信、达、雅。求其信已大难矣! 顾信矣不达,虽译犹不译也,则达尚焉。”从此信、达、雅标准成为很长时间我国翻译作者遵守的经典准则,在我国有着广泛的影响。“信”是“准确”、“忠实”的意思,也就是说,翻译的首要原则是忠实于原文,不增、不减、不转原著的思想内容。“达”则是“通顺”、“达意”的意思,亦即在语言处理上,要求符合应用语言的审美规范。“雅”,作者提倡文字古雅。当然,现代人对雅的理解早已跳出这一禁锢,人们倒更偏向于“雅致”、“尔雅”、“注重修辞”等要求。
　　对于翻译的标准,我们不妨换一个角度,先从非应用语言(外文) 原著的信息特征上来进行思考。显然,作为非应用语言著作,不管以什么方式(潜台词或直白式) 表达,相应的思想内容、表述对象是客观固化了的。作者已经(或自认为已经) 将其想要表达的所见、所感、所思以著作的形式完全表达出来,使得原文中富含了“神”。我们称这为原著的实在内容特征。其次,在语言风格或表达形式上,作者应用了非应用语言文化下人们乐于接受的或独特的语言形态,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幽默的语调”、“冷静的笔触”、或“大智若愚的风格”等等。作品的这些语言风格或表达形式在非应用语言文化下作为一种语言美学上锦上添花的东西为人们所称道。
　　我们把这一点称为原著的语言风格特征。作者以能够最佳表达思想内容、反映语言风格为目的,进行具体的文字组织。
　　这些文字形态可能是非常雅致、悦人的,也可能由于特殊场景或人物性格表现的需要,根本就是不雅或粗俗的(这里我们将“雅”狭义地理解为“文雅”、“尔雅”) 。不论是雅还是不雅,通过上下文,我们都认为其出现自然而不突兀,语言上“通顺”、“达意”。这就是说,原文是有一定的“形”的。姑且称此为原著的具体行文特征。这三个信息特征如溪流般渗透到原著作的每一个角落。无论从原著的整体,还是某个部分来看,它们都是客观存在的。
　　现在再回到严复先生的“信、达、雅”原则上来,我们就不难发现,它们分别继承或根源于上述的三个信息特征,亦即忠实地将上述三个特征在译著中表现出来(尽管“雅”说还有值得商榷的地方) 。因此,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严复先生的三字理论就其本质,还是“信”的原则。
　　在信息论的启发下,我们认为,翻译的最高标准应该是保证“信息的对等”。
　　首先,这种对等性表现在语义信息的对等上。
　　作为一种信息处理过程,无论是两种不同文化背景下语言的翻译还是不同时代的同渊语言的翻译(如文言文的翻译) ,其目的要么是引进新的科学技术方法,要么是介绍对方的思想文化,这些都要求将被译作品的本质意义完整、准确地表述出来。如前所述,信息可能有一些对某部分人而言的未知部分,即“不确定信息”。这就要求译者能够深刻理解原著的深层含义,了解非应用语言文化背景,从而将这种“不确定信息”转变为明确的信息。如果沿用经典信息论的说法,把对失去信息的度量称为熵,那么翻译工作者的一个重要责任便是将语义熵减为最低。这常常是衡量一部译著水平高低优劣的一个重要因素。让我们看看下面这段译文:
　　The sky , now overcast and sullen , so changed from theearly afternoon , and the steady insistent rain could not disturbthe soft quietude of the valley ; the rain and the rivulet mingledwith one another , and the liquid note of the black bird fell upthe damp air in harmony with them both.
　　译文:此刻,天空乌云密布,阴阴沉沉,和下午一二点的时候不大一样,雨很耐心地下着,山谷却静谧如旧,不受惊扰;雨无声无息地融入溪流,画眉流畅的啁啾在湿润的空谷中悠然回响,和雨声溪流声彼此应和[ 1 ] 。
　　译者在深刻理解原文所表达的意境后进行转译,力求保留原文的意境美。译文的字里行间透露出一股清新自然的诗意,比较完美地体现了语义信息的对等性。
　　其次,这种对等性表现在语言风格的对等上。
　　不管作者是有意还是无意,作品中都透出作者的思维习惯、思想方法,这些在作品中很大程度上以语言风格的形式表现出来。保证语言风格上的对等亦即保持作者语言特色,尽可能地将作者思维风格展现出来,可以更好地理解作者在作品中的思想倾向。请看狄更斯的名著《大卫·科波菲尔》第一章第一段的两种译文:
　　Whether I shall turn out to be the hero of my own life , orwhether that station will be held by anybody else , these pagesmust show. To begin my life with the beginning of my life , Irecord that I was born (as I have been informed and believe) ona Friday , at twelve o’clock at night . It was remarked that theclock began to strike , and I began to cry , simultaneously.
　　董秋斯的译文: 在我自己的传记中,作主角的究竟是我自己呢,还是别的什么人呢,本书应当加以表明。我的传记应当从我生活开端说起,我记得(据我听说,也相信) ,我生在一个星期五的夜间12 点钟。据说,钟开始响,我也开始哭,两者同时。
　　张谷若的译文: 在记述我的平生这部书里,说来说去,我自己是主人公呢,还是扮那个角色的另有其人呢,开卷读来,一定可见分晓。为的要从我一生的开始,来开始我一生的记叙,我就下笔写道:我生在一个星期五夜里12 点钟。别人这样告诉我,我自己也这样相信。据说那一会儿,当当的钟声,和呱呱的啼声,恰好同时并作。
　　比较一下两种译文,就可以发现张译比董译更忠实于原文那种生动有趣、引人入胜的写作风格,较好地保证了语言风格上的对等。
　　最后,信息的对等还体现在具体文字处理即行文上的对等。
　　一方面,要求将原著在非应用文化下“通顺”、“达意”的特征表现出来,即在翻译为应用语言后,仍然能够通顺、达意。同时,对于语言中的修辞精华如比喻、回文、排比、拟声等,应继承下来。如这一句:Predictably , the winter will be snowy , sleety , and slushy.译文:可以预告,今年冬天将多雪、多冻雨、多泥泞。
　　句中的snowy、sleety、slushy 同押s 头韵,且为排比句式,译成“多雪”、“多冻雨”、“多泥泞”保留了排比句式,而且通过“多”的反复,别有一番风味。
　　另一方面,组织行文上的对等还要求尽量保持文字性质的一致。也就是说,作品中的嬉、笑、怒、骂不因翻译而变色。
　　原著中作者用了表现怒、骂(或嬉、笑) 的文字,译文中也能找到对应性质的表述。比如,原文中用了感情色彩很浓的谚语、典故、众所周知的讽刺语或谩骂语言,译文中也应尽可能将其以应用语言文化下的谚语、典故等对应起来。这无疑提高了对翻译工作者的要求。例如:
　　fish in troubled waters. 混水摸鱼
　　He who rides a tiger is afraid to dismount . 骑虎难下
　　这是两则文化上非常对应的特殊用法。英语中约定俗成,糟糕的水里的鱼并不好过,我们汉语里也避“混水摸鱼”之嫌。同样两种文化都认为骑虎者危于下,于是有了“骑虎难下”之说。
　　当然,在实践中要保证这种对应并不容易做到。因为毕竟是两种不同的文化,各自都有其独特的历史和文化渊源。
　　许多特定的说法,不一定能在应用语言中找到对应的表述。
　　这就要求译者全局把握,在保证准确达意的条件下进行权衡。如:
　　Ware his gift , that is a Greek gift !
　　译文:小心! 那可是个不怀好意的东西。[2 ]如果译为“希腊人的礼物”不知道这个典故的读者会感到困惑,甚至可能会误解为“艺术品”之类的东西,因为希腊的艺术品自古闻名于世。实际上, “Greek gift”来源于荷马史诗中的《伊利亚特》,指的是特洛伊木马,后来引申为一种欺骗的伎俩。
　　当然注重行文上的对等并不是要求译者过分强调局部的成分上的对应而忽视著作的整体性、全局性。因为在翻译中,信息对等的三个方面都是至关重要的。它们相辅相成、不可偏废。只有将三者很好地结合起来,只有保证了信息的对等,才能保证译作“神”、“形”兼备,才会产生完美的翻译作品。如下面就是个非常有名的例子。英国人讽刺不可一世的拿破仑战败后关在俄尔巴岛上曾说:“Able was I ere I saw Elba ! ”[2 ]
　　这句英语首尾对称。这种形式美,不太容易甚至是不可能翻译的。我们可以直接取自汉语成语“不见棺材不掉泪”来译,也可以按照某些翻译家建议的译法,译为“不到俄岛我不倒。”“岛”和“倒”、“我”和“俄”音似、形似,加上“不”字重复,可以说比较成功地保证了信息的对等。北京翻译公司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