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多数动力装置一样，超未来既可用来行善，也可用来作恶。我们已经目睹了超未来信念是如何促成一小群信仰者的邪恶行为。超未来信念是不可验证的，这使它们尤其的强大、不稳定。斯坦福大学的哲学家萨姆•哈瑞士（Sam Harris）说过关于超未来的矛盾且不可验证的信念是人类灾难的秘诀所在。在《信仰的终结》一书中他写道：

告诉人们关于死后情景分歧的、矛盾的、不可验证的观念，然后强迫他们以有限的资源一起生存。结果显而易见：谋杀和休战的无限循环。如果历史能够揭示任何一个直白的真理，它肯定是缺乏来世存在的证据经常引发了我们最邪恶的一面。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带入这个恶魔般的时间机器中，你就找到文明衰落的秘诀了。

如果这个秘诀不改变，那么哈瑞士的判断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哈瑞士的正确判断也不是不可改变的。我们可以重新设置这个时钟，如果这样做，我们就需要将消极的过去时间观、宿命主义的现在时间观转换为积极的过去时间观、享乐主义的现在时间观。我们应该因为人们的过去而尊重他们，并且允许他们享受当下。要达成这种变化，首先要做的是，给那些缺乏资源和机会的人提供合适的资源和机会：食物、住所和钱，以及教育、工作、娱乐、放松和狂欢的机会----这些都是人类在文明社会中的基本需求。

第二步要向人们慢慢灌输一种思想：即要想获得期望的机会就必须有个人责任感。必须鼓励和奖励个人的进取心。内心动机的“余烬”要仔细对待、细心煽动。要以“我能行”的姿态取代宿命主义的被动性。

第三步，要调和超未来时间观，并辅以更加实际的未来时间观。期望别人改变其超未来信仰是天真甚至无用的，而且可能会激化冲突。更合理的方法是：在他们通往希望之乡的路途上给与希望、机会和满足。未来时间观的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经济和家庭环境。人们相信，他们今天的所作所为必然会在将来带来所预料的可喜成果。在缺乏稳定环境的情况下，准确地预言未来是不可能的。要创造社会、经济、政治和家庭的稳定就必须创造引导它们、保护它们、稳固它们的的机制，并且排除那些威胁它们的外部因素。

超未来观是动机的主要来源――许多世纪以来一直如此。对于个人和社会来说它都很有价值。对于那些不能得到物质成功的人来说，超未来使他们的存在变得更加容易、更有意义。对于社会来说，超未来目标鼓励人们的行为超越对当下生活的关注而有利于未来的子民。当领导人认识到他们的决策会产生恒久影响时，政府便能更好地服务人民。如果他们政府无法落实“保护和服务”的立法宗旨，他们必然会在日后自尝苦果。超未来信念是真实的还是虚幻的（仅仅是我们的主观臆造）？这些只有在我们死后才能知道。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超未来信念软化了艰难的现实，增强了自我价值，为生活增添意义。那些有世俗超未来观的人会因这些信念为未来的人类造福。那些有宗教性质的超未来信念的人会不惜牺牲现在的自我而为自己的灵魂去做正确的事情。他们不看重现世的金钱、名声或享乐，而乐于以死来换取来世的酬报。他们遵循着自己的永久性戒律，期待着从现世走向永恒的过程中自己现在所做的一切，在来世能结出丰硕的果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