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记忆的真实性的讨论从心理学界发展到传媒界。就在有些心理学家和治疗师正忙于恢复病人的童年期虐待和创伤记忆的同时，洛夫特斯和其他人却在论证错误记忆的导入。那些恢复了记忆的病人和引导这种恢复的治疗师相信这些记忆是真实的，而其他人则认为这些恢复的记忆是被愚蠢的治疗师、心理学家和社会工作者们导入的。不久这场“讨论”逐步升级为激烈的“战争”，参战双方的治疗师和心理学家们互相指责对方对数据资料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像《勇于治疗》这些畅销书鼓励读者去唤醒沉睡的关于儿时性虐待的记忆。这些书（错误地）认为与这种记忆相关的情绪越强烈，这种记忆越可能确实存在着。被控有这些犯罪行为的亲属非常震惊，一旦被公之于众，他们这辈子就彻底毁了。

战线标明了。参战的一方，即记忆恢复治疗的拥护者们认定人们恢复的记忆是真实可靠的，可以用作法庭上的证据。在一个经典的案件中，一位很有名望的商人乔治·富兰克林（George Franklin）被指控在20年前谋杀了他女儿的朋友，指控大部分基于他女儿关于谋杀和乱伦的记忆。他的女儿艾琳（Eileen）在谋杀案发生时仅有8岁，声称关于这段谋杀案和虐待的记忆在她内心深处埋藏了二十多年。她声称在她女儿长到和她被杀的朋友差不多年龄时，她突然恢复了那段记忆，是她女儿提醒了她自己童年时的伙伴。富兰克林在监狱中度过了六个年头，最终他被无罪释放，然而他的事业彻底毁了。

参战的另一方，就是被成年后的孩子控告有童年性虐待的家庭成员建立的错误记忆综合症基金会。他们强烈抗议认为恢复的记忆不是真实的而是人为导入的。和那些恢复了错误记忆的人一样，被控虐待的家人感到痛苦和羞耻。想象这是一封你孩子的来信：

爸爸妈妈：

嗨！就想象我站在你面前向你们问候！我最近一直很忙，我忘记了向你们表达我有多么爱你们，你们俩为我做了那么多......一直以来，你们一直支持我，爱我和帮助我解决众多难题和惊险……我只想让你们知道我对你们的感激之情。我很少告诉你们你们对我意味着什么……我对你们的爱是语言无法表达的。

XXX

想象这又是那孩子给你的来信：

XXX（你的姓名全称）：

为什么我会写这样一封信：让我来陈述这样事实——爸爸我记得你对我做过的任何事情。不管你记得与否都无所谓——重要的是我记得我曾有过这样的经历。我曾是一个无法用语言描绘的小孩，我激动，哭泣，我害怕你会过来带我走并且折磨我。那就是对一个孩子来说的性虐待——最坏的折磨……我需要你的保护，指导和理解，而不是憎恶，暴力，耻辱和虐待。我没有办法原谅你……我再也不会承认你是我的爸爸。

XXX

一个女人写上述的信显然是受到极大的痛苦吧——不管她的记忆是不是真的。那么一个无罪的父母会被彻底诋毁。读者会情不自禁地同情那些涉及此事的人,但是同情谁呢?是被父亲虐待的妇女，还是被错误控告的父亲?研究表明，那可能是仅仅通过问几个关于过去的诱导性的问题而导入了的错误记忆。因此，某些“恢复了的记忆”很可能从来没有发生过。但其他研究清楚地表明，记忆可以被压抑和恢复。也许你会问：恢复的记忆有多少是错误的呢？但没人会知道。无论哪一方是对的，在这记忆的战争中最直接的受害者，是那些被过于热情的治疗师，社会工作者，流行作家和律师卷入争斗的人们。消极的记忆使人受伤，无论它们是不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