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我们回顾1977年的一项心理实验，社会心理学家约翰•达利（John Darley）和丹•巴特森（Dan Batson）研究普林斯顿神学院学生的行为表现，这些学生在准备一个有关《撒马利亚好人》的布道演讲。演讲地点在校园另一端的楼内，神学院的导师要对演讲评估。当每个学生做好准备后，参加演讲的人会被告知：A--他已经比预定时间迟到了几分钟，现在必须马上去演讲厅；B--他有足够的时间，但或许现在就该出发了。两种条件的唯一不同是对时间压力的微妙运用。研究者对这种情境充满好奇，它会影响这些准备终身修行的年轻人的行为吗？如何影响？

在每个学生从准备室走向演讲厅的路上，都会遇到一个跌倒在过道里咳嗽不止的人，很显然，这个人需要帮助。但学生们不知道这个人是实验者的同伙。在没有他人在场的情况下，这些神学院学子们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像一个撒马利亚好人应该做的那样，去帮助这个患难中的陌生人；还是置之不理扬长而去，去完成自己就“当一个撒马利亚好人的重要性”的讲演任务。那些 “迟到”的学生会不会和那些“准时”的学生一样愿意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呢？对于神学院学子而言，做正确的事情胜过说正确的事情，对吧？但结果并非如此！

大多数确信他们演讲前有充足时间的学生——就是“准时”的学生——确实会停下来给予陌生人帮助。这一行为是和他所选择的职业相符。那些将自己一生奉献给帮助他人的人们理应帮助患难中的陌生人。然而，值得指出的是，90%处于“迟到”情景的学生不会停下来给予他人帮助。他们对痛苦的人置之不理，是因为他们正在以未来为导向，他们的心思集中于不要迟误了约定的活动。尽管事实上所有学生在这个研究之后的访谈中都说，他们看到了那个痛苦的人，但他们还是径直走过去参加演讲，

我们怎样解释在提供帮助意愿上存在的差异?因为这两部分同学之间唯一的不同在于他们跟时间的关系，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对于时间的掌控导致行为上的差别。一个简单而微妙的时间操纵，就能引发好人、心地善良的人把对当下的关注，置于有明显求助需求的他人的福利之上。很多神学院的学生做出了一些他们自己或许都觉得卑劣的行为。

达利和巴特森的神学院研究展示了时间因素可以改变人们的行为。然而，现实世界远比一个心理学实验要复杂的多。因此，另一个社会心理学家罗伯特•列文（Robert Levine），在心理学实验之外检验了时间因素起作用的不同方式。列文通过研究社区成员的社会行为所显示的“生活步伐”来了解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列文的调查研究小组通过走访城市，测量人们的步行速度、时钟的精确度、以及如邮局购买邮票等基本的商业贸易速度，运用这些量度，列文计算出了12个城市市民的生活步伐。西欧国家以快节奏的生活步伐引领世界生活步伐，其中以瑞士居首。日本的生活步伐指数也很高。第二世界国家节奏较慢。在列文研究组所做的31个国家评估中，墨西哥的生活节奏最慢。

列文通过记录步速、银行出纳员的速度、语速以及看手表的频率等测出了美国36个城市的生活节奏。波士顿、纽约和其他的东北城市是美国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美国的南方和西方城市节奏相对慢一些，洛杉矶是生活节奏最慢的。

列文的研究清晰地展示了生活的节奏或者说是“匆忙”因素在不同城市之间以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性。此外，列文调查了这三十六所美国城市的“助人行为”。他评估了城市居民做以下事情的可能性：

•将人们不小心丢下的钢笔归还；

•帮助腿上打着石膏的人捡起他不小心掉在地上的杂志；

•帮助盲人过马路；

•帮助人们找零钱；

•邮寄盲信；

•向联合募捐协会捐款。

和“撒马利亚好人”的研究发现相一致，列文发现：在生活节奏最快的城市里，人们最不乐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纽约州的罗切斯特市在美国东北城市之中生活节奏相对较慢，排名为全美最乐意助人的城市。纽约州的纽约市在生活节奏榜上名列第三，被评为全美最不愿意为他人提供帮助的城市。但是，有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加里福尼亚州城市生活节奏一般都慢，但和生活节奏快的城市相比，它们仍然被评为不太乐于助人的城市。这表明：对于利他主义，较慢的生活节奏或许是一个必要条件但不是一个充分条件。加利福利亚人可能有时间来帮助他人，但可能对帮助自己过上好生活更感兴趣。

达利和巴特森的研究表明：个体与时间的关系如何影响了诸如帮助患难者此类重要行为的；列文的研究则揭示了社会与时间的关系在不同国家、不同城市是如何变化的，实际上，他在现实世界里证实了达利和巴特森的发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