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想一个叫莎拉的高中生，得知已经被自己的第一志愿学校弗吉尼亚大学录取。当她打开录取通知书，看到“我们很高兴通知你……”时，顿时感到一阵巨大的快乐和激动，就像主持人宣布保罗·麦克纳博获得一百万大奖一样。然而，不久她就发现自己想这件事的次数越来越少。即便再次回忆起当时的情景，她也感受不到同等程度的被快乐冲击的感觉；的确，“我将要成为弗吉尼亚大学的一名新生”已成为她的一个身份背景——事情变得正常和普通，她再也没有眼前一亮或非常激动的感觉。

心理正常化的协调过程同样会发生在消极事件之后。当改变命运的消极事件如爱人逝世时，我们几乎不能思考其他的任何事情。这个人占据了我们的思想，像我的朋友卡洛琳，一直不相信母亲离开了她，我们感觉她好像永远也不会克服亲人离去的悲痛。艾森伯格（D.Eisenberg）在他的短篇小说中，这样描写弗朗西（Francie）刚刚意识到自己的母亲已经去世时的心情：“譬如，只要你一休息，你的臀部就会很疼，这就是证据在告诉你这是真实的：现在和以后都是。”但是这件事——每一秒钟她都要找事实证明它是真的，她真的不相信母亲已经去世了；她在与每一秒作斗争。现在，这种感觉哄的一下又出现了！或许有一秒钟，她清楚的认为母亲还活着，她感觉母亲有些闷闷不乐的在批评她。

重大的积极的或消极的人生事件发生后，我们都会有一个“突然出现”的经历。我们难以思考其他的事情，当我们回过神的时候，这件事就会突然间猛烈的充斥在我们的意识之中。“不，这不可能是真的！但是等等，这确实是真的！”（突然间涌来的积极的或消极的感觉）。但是，这种突然显现的感觉会变得越来越微弱，这件事再也没有如此大的情绪力量。这是如何发生的？

我认为，心理过程以一种方式引起了情绪力量的化解，这使一件事从特殊到一般进行转变。我们把对自我和世界的认知以一种更普通，一般，甚至是我们期望的方式交织在一起。一旦发生意想不到或与我们的认知不一致的事情，我们就会从事心理工作，对新的事件进行协调和解释。如果可能的话人们会把它吸收为自己当下的理论和期望。这样做通常涵盖了事情的重建，这样也有利于使事情看起来更易理解，更具可预测性。

有时事情发生在意料之外，或者与我们的世界观大相径庭时，我们很难接纳这样的观点。例如，至亲的人突然去世，或者在确认自己处于病症晚期后，得知先前的诊断是错误的，我们身体其实很健康。以已有的知识很难解释一些事的时候，我们会选择改变知识去适应新的事件，使事件看起来是正常和可预测的。可以确定的是，这个过程需要一段时间。当重要的、改变生活的事件发生时，它会占据我们的思想，我们会不断的经历突然出现的感觉。不过，突然出现的感觉在频率上和力量上都在逐渐的减少。因为我们的世界观，为了适应新的事件做出了改变，并且我们会慢慢忘记它。

我对同化和适应过程的描述，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新奇的地方。发展心理学家简·皮亚杰（Jean Piaget）五十年前就已描述这个过程，解释了孩子如何了解他们所处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此外，还有许多心理学家对如何消减不确定性，发现意义和解释新奇的事件的倾向进行了讨论——简单的说，就是为了理解所处世界的意义。然而，理解的情绪结果很少被谈及。我认为一旦情绪事件被解释，被整理成简洁的数据包，储存在我们的心目中，我们就会慢慢忘记，这样它就会失去大部分的情绪力量。因此，基本矛盾是：为了能够使愉悦的情绪重复发生，避免坏情绪，人们想方设法尝试理解新奇事件，但是在这个过程中，这些经历会使他们失去未来享乐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