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语称人为感情的动物，确甚恰当。忘情方为太上，足见性情之际，最难调服。善于用情者，其唯圣人乎！古人云：「不俗即仙骨，多情乃佛心。」此为大乘境界，非常人可知。然情之为用，非专指男女间事，如扩而充之，济物利人，方见情之大机大用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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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不然，无论是洋和尚或土和尚，高僧或俗僧，高士或下士，总是一个人。凡是人，总有人的气息，始终未免有情。真能修到太上忘情，也还是没有跳出情的圈子，只是各正性命，忘其所不敢不忘，忘其所不能不忘而已。

上下亿万年，纵横大宇宙，凡有生命的存在，各种文字所记载的文献，无论是文学的、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是经书，是正史，是笔记小说，一言以概之，统是一部人类五花八门，千奇百怪的情史记录而已。

推而崇之，上自宗教教主的仙、佛、神、主，下到蠢动微生，无非有情。「无情何必生斯世，有好终须累此身。」恰是万古不易的名言。仙佛神主，有仙佛神主的情；蠢动微生，有蠢动微生的情。

所谓忠臣、孝子、节妇、义士，文学家或艺术家，诗人或学者，田妇或村夫，都是情有独钟，情有所寄，因而构成一幅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织锦图了。佛说「一切有情众生」一句，便是一卷无上密语，无上慧学。有情而能解脱，即为仙佛。永为情累，便是凡夫。

由此可知释迦文佛舍王位不为而出家当和尚，其志在普渡众生，纵使穷尽未来时空的边际，还要「虚空有尽，我愿无穷。」岂非是多情之至，为大情种性。

孔子一生「栖栖遑遑，如丧家之犬。」明知不能挽回劫运，但还要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岂非是情多而不惜负累？柳下惠的「直道以事人，何须去父母之邦。」也无非是情之所钟。

耶稣钉上了十字架，流下点点殷红的鲜血，仍无丝毫怨天尤人的愤懑，还说是为世人赎罪，也无非是至性至情的升华。穆罕默德的一手拿剑，一手拿可兰经，来教化他的子民，当然是情存故国，心在天下。

只有老子故作无情姿态，装着一付莫可奈何的样子，骑了一头青牛，西出函谷关，苍凉独步，向流沙而去，寄迹天涯，不知所终，恐也难免是「明朝匹马相思处，知隔千山与万山」的情怀吧！

忘情人之所难，时隔数十年后，地为海山间阻。每当秋风凉夜，月下灯前，偶忆灵岩红叶，离堆波涛，便不禁怀念方外之友传西上人。上人现出家僧相，受业于欧阳竟无先生门下，精通唯识法相之学，驻锡青城，交游多天下名士学者，区区亦是其山中常客，平常往返忘形，早已不存其是僧是俗的分别。

当时华西大学曾邀上人讲授禅学，终不首肯，后来经我辈力促，却坚持要开「情与爱的哲学」一课。以和尚而讲情与爱的哲学，实足耸人听闻，因此听众既无虚座，和尚也不空讲，大为叫座云云。惜我正行役重庆，并未及时临场，后来上人与我言及大要，相与抵掌大笑。

古今文词传习，有关于情的大作，多至不可胜数。例如众所周知的古诗十九首，诸葛亮的前后出师表与梁父吟，曹子建父子兄弟三人，与建安七子的诗文。又自唐代李世民以次的名作，与李白、杜甫、王维、刘禹锡、李商隐等一大群才情并茂的诗卷。

乃至宋代岳飞的满江红与文天祥的正气歌、过零仃洋的名诗，与明代史可法与多尔衮往来的信札，无往不是真情流露的佳作，真是数说不尽，例举不完。甚至可说一部廿六史的兴衰成败，是非邪正的记录，也只是人类社会的一部情史而已。

——南怀瑾先生《金粟轩诗话八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