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是21世纪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

杨澜，阳光文化基金会董事局主席

中国女性在基础工作和社会参与程度上比例很高，高于世界上很多国家，我们大学里几乎一半学生是女性，研究生当中女性比例超过了一半。在中国劳动力市场上46%都是女性，说明他们在社会创造财富和创造价值的过程中参与度非常高。如果说到今年的题目“被低估的领导力”，我们应该看到这样的事实。虽然中国女性的社会参与度很高，但在中高层的领导岗位上，她们的比例远远低于男性。从农村开始，我们知道留守的女性在农村占到农村人口的60%左右，如果你要看一下在中国的村委会级别，这个级别有多少女性呢？不到16%。能够做村委会主任的女性不到1%，这就意味着在进行类似宅基地、土地转让等关切到各家切身利益的村层面决策时，女性几乎不能够发出她们足够的有代表性的声音。

在政府当中，虽然女性公务员很多，但我走访很多城市，发现各个城市的常委层面上通常只有一名女性，因为这是中央要求的，一定要有一名女性，你发现基本绝不会多出一位女性。大家开玩笑说，这位女性最好是“无知少女”，是无党派、知识分子、少数民族、一个女的，一个人可以满足很多指标的要求。这当然是一句玩笑。在人大和政协当中，女性代表的人数低于20%，低于很多国家议会的女性比例，甚至低于很多临近的发展中国家。

我从事传媒工作，发现报社、电视台，第一线的工作人员女性为主。我们经常开玩笑说，我们的制片人像是红色娘子军的指导员，一个男的带一帮女兵，但到了电视台和报社中高等的管理者，你发现几乎绝对性的人数都是男性。

为什么有这样普遍的社会参与，在中高等层级却没有足够的代表比例现象出现呢？以我非常粗浅的思考，我觉得有以下几个原因：一是女性自身缺乏比较完整和长远的职业规划，他们通常觉得能够有一份工作，离家近一点，收入不错就可以了。一般对于自己中长期的职业规划缺少非常明确的目标。第二，比如说在政府这个层面很多女性不喜欢一些社交文化，或者官场文化，比如说下班以后一定要去喝酒，还要喝白酒，一口干好几杯，对于女性公务员来说这是很难接受和适应的。同时，我们的社会价值观也正在进行一个剧烈的转变，从过去强调无私奉献的社会到可以追求个人幸福，到现在出现“嫁得好比干得好更重要”的认知。大家知道前一段时间，香港的一位富豪和女演员未婚生子的事情闹得沸沸扬扬，网上很多女性的价值判断都是觉得女演员赚了，生了三个儿子，拿了一大笔钱，这是改变的社会价值取向对女性的影响。

还有家庭分工和职业分工对女性的影响。我采访过很多女性领导人，包括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采访美国前国务卿布莱特时，她提到，很多记者都会问她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这一问题。这个问题有错误吗？非常合理的问题，不合理之处在于这个问题往往只问女性不问男性，难道男性董事长不需要平衡家庭和工作吗？难道一个男性的市长可以一个星期只回一次家吗？这个问题只问女性就是有一个潜台词：你必须先顾好家庭然后才能做事业。所以女性事业要做好，回家要做饭，还要顾孩子的功课，如果这些做不好自己心里就首先过不去，更不要说有人指责了。所以女性就面临选择，到底是升职还是生育，是提升自己在公司的职位还是赶紧回家生孩子。包括到中年的时候家庭各种各样的负担让她疲于奔命，不得不放弃在事业上的追求。

另外一种传统的观念，我们从小教育女孩子要很乖，听话，讨人喜欢，不鼓励女孩子发表独立的个人见解，所以在学校里女孩子不举手发言的，在公司的董事会里，她作为一个女性在桌上，也会产生怯懦的感觉，她觉得如果自己挑战谁了会是不好的事情。

综上所述便是我总结的一些原因。我想提出，在这个时代中国女性该有自己的主张，首先现在的女性不需要把自己打扮成男性，或者拿出比男性强势的姿态才能证明自己的选择和能力。现代的女性不会被迫在工作和家庭当中选择一个，这是一个她们可以凭借自己的爱好做出自由选择的社会，而不是说他们只做事业而不顾家庭。另外，社会应当给女性更宽松的环境，鼓励他们无论在商业机构还是政府机关中去争取有更长远的发展。比如说设立一种机制，让她们得到更多的指点和鼓励。

今天与女权运动有什么区别？当年的女权运动是争取性别平等的问题，今天的女性问题不仅仅是性别问题，也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在21世纪的经济发展当中，专家们认为有三个重要的引擎，那就是三个W，哪三个W呢？一是网络，二是气候，就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各种结构性经济调整；三是女人，女人既是巨大的劳动力资源，同时她们也是非常成熟和有力量的消费者。所以能够争取到女性，让她们发挥自己的潜能，并且能够适应他们自身成长的需求，是一个有竞争力的社会表现。

（摘自杨澜在2011年博鳌亚州论坛：“女性：被低估的领导力”上的演讲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