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艺术
——文汇报专访中国女红坊创始人陈曹倩

　　别人与自己对自身的期望之间，总存在着极大落差。你出生于什么家庭，人们会认定你的身世；你在什么地方工作，人们会认定你为什么服务；你加入某组织，人们会认为你有利益冲突不能持平。

    于是有人选择利用这些期望，有人只安分做着关心的事情，陈曹倩属于后者。

                                  
　　虽然丈夫陈履安是台湾前监察院长，曾以候选副总统的身份伙同连战参加1996年台湾总统大选，但陈曹倩强调自己只是居于台湾的香港人，才不是所谓的官家夫人。母亲的艺术、母亲的传统、母亲的历史，陈曹倩关心的只有这些，要谈政治上的东短西长……还是放过她吧。

　　　
　　早前香港文化交流基金会和信和集团的“香港艺术”，邀请了母亲的艺术基金会与陈曹倩来港，在奥海城举办“母亲的艺术──文化的保存与振兴”展览。
　　　
　　陈曹倩在1996年成立的女红工作坊，后来创办母亲的艺术基金会，近年都在致力推动女红艺术与美学。
　　　
　 “女红的范围，即是妈妈手作的东西。妈妈做的东西完全给家里用，全都是软性物料的东西，范围包括织布、染布、缝纫、刺绣、做鞋帽、做玩具、剪纸……”

    “无论是西方人或东方人，大家对妈妈做的事情都感到陌生。其实妈妈做东西送给家人是很peaceful的事，里面包含很多祝福，要令今天的社会变得平和，母亲的艺术很值得promote。”
　 “例如老虎很凶猛，但传统的妈妈会把这些老虎做得可爱，令小朋友很欢喜。小朋友从小就不怕老虎，也变得有信心和安全感。现在中国最需要提倡这些妈妈艺术精神。”
　
　  陈曹倩的语气很轻，谈到不认识的事情，往往点到即止，像不问世事的闰房妇女；但谈到母亲的艺术，她说到嘴都干了也要谈下去，湘绣粤绣蜀绣，大江南北，那刻却变成带领群众的文化宣传家。对陈曹倩来说，母亲的女红可谓传统中国文化最珍贵的一部分。比如说以前女儿婚后生下孩子，婆家会跑到村中每户人家拿一块布，弄一张百子被，那是整个社群的互动。她认为，现代人随处都买到孩子的衣服或者被铺等东西，已没有这些用心做的部分。

都是母亲的梦
　  最初记者以为陈曹倩对女红的认识是源于家学。实则不然。
　
　 “妈妈在上海长大，作风比较摩登，小时候织给我们的是毛衣，也懂得勾东西。不过我有一位姑妈，是很传统的中国人，在乡下出来，针线做得好。她小时候就做过一张被，是六角形的，用我姊妹表妹的衣服碎布拼成，当我从香港到美国读书以前，她把被送给我的，在美国读书时我也常用，直至到台湾以前就收好了。”
　
　  陈曹倩喜欢逛老旧的古董店，最初看见女儿家闰中绣给朋友的荷包，留意到上面不同的花样和图案就觉得很美，看到小朋友围巾上的唾渍就觉得可爱。从那时开始，她看很多相关资料，发现中国传统女红是一个未有人研究的部分，于是她开始收集那些物件和图片。后来更成立女红工作坊和“母亲的艺术”等，做女红文化保育工作。
　
　  陈曹倩也尝试回到内地考察，到过西藏、山西、安徽、贵州、云南等地看民间文化。她留意到现在仍有不少妇女做女红，但都很粗糙，现在很多人不懂刺绣，例如在湖南有很多小朋友懂得绣，但只是作为绣房的制品去卖而已，已没有了妈妈送给孩子的心意。
　
　  在考察的过程中，她也得到一些珍贵的宝物。
　
　 “陕西的库淑兰是中国的国宝，她在80几岁时过世了。我收藏了她最大的一部剪纸，长3米的。全世界只有三张，第一张在我这里，第二张在陕西博物馆，第三张在欧美的博物馆。”她指库淑兰剪纸的内容是关于剪花娘子。“库氏一生很苦，又穷，山东人丈夫经常打伤她，但她很乐观，经常把唱的歌编成故事，是个很乐观的人。”
　 “一般的剪纸是红色，但她用上了彩色……陕西全都是黄土地，哪有彩色？这些都是她的梦。”

不谈国情只谈软性
　  陈曹倩膝下有四名子女，女儿郑丰是著名的武侠小说家，有没有绣一些小工艺给女儿？
　
　 “我有做这些东西给他们，但我只会一点点绣花，因为需要很年轻去学。”
　  那你有没有教郑丰做女红？
　 “我曾教过她做一点荷包，但她是用笔，我是用针的……我说，你不一定真的会做，只要你愿意Appriciate我做的事情就行。有些人会欣赏，有些人负责传承下去就可以。如果没有人传承，这种艺术一个世代就会消失，以后的女孩都不会做。”
　
　  作为一个台湾人，经常往内地去考察，说不定会对两岸的关系有点看法。可是陈曹倩明显不愿多谈国情政治。
　 “因为我对政治没有兴趣，虽然我们家是政治家庭，但我的兴趣却在这些软性的事情。”
　 于是夫妇出席的大小场合，会有很多人走到陈履安身边，要他发表一些政见。
　 “当然我先生在台湾政府做事那么久，很多人对他的意见很期望。当然他也觉得有些软性的东西，整个社会都会不同一点，气质亦不太一样。”

一人之力转移风气太难
　  陈曹倩认为我们的社会太缺乏软性一点的东西。她指中国近年都发展硬件，例如经济、信息科技、工业等等，可是却没有做软性的东西。她有感缺乏软性文化去安定社会，社会会变得很疏离和复杂。
　　　
　  研究女红文化多年，陈曹倩不时提及日本。除了拼布的技术，她也有观察日本的文化发展。“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政府重新思考应向哪个方向，经济科技和软文化，他们两面都会进行。中国和很多国家都不认识，只有一只翅膀的鸟是飞不起的，一定要有软性文化去平衡，国家才会平和得多。”
　
　  由是如此，陈曹倩一直都在做母亲的艺术，只是一个人的力量有限，多年来没有多少人知道。
　
　  她在台湾做女红推广工作多年，办过的女红工作坊与教学班也得到回响，可是她感到“绿色的台湾人”对女红艺术没有太大印象，甚至认为太中国化。她认为台湾的母体文化都是从大陆来的，虽然她的身在台湾，但文化的心已经在大陆里面了。
　
　  于是除了到内地作民间考察，陈曹倩也有做不少宣传的工作，例如06年，她在上海与上海市妇女联合会合作做展览，得到不少回响，然而始终势单力弱，欠的是政策支持：“如果政府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透过政策，很快就可以把这文化传到全国去，让百姓都知道这个决心，认识这些东西。”陈曹倩强调除了中国应尝试在保育女红文化方面，找一个特别有特色的地方作为模范，然后在政策上提供空间，再以外国专家或传统艺术组织提供意见，做仔细的三至五年的计划，就可以把这种传统重新振作起来。
　
　  大计太广，记者未能一一尽录。在库淑兰的剪纸下，陈曹倩的身躯显得小巧与弱不禁风，并不是那种以气势改动社会风气的“传道者”，然而她的丰收亦可期待，因为世上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