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篇博文开始，笔者将就近年来在东北窖藏钱币中发现的一些与年号有关的钱币，如与唐代年号、大理国年号、渤海国年号有关的问题展开研究。研究的重点是这些所谓的年号钱是否真正就是那个朝代那个年号的皇帝铸造，因为如果利用一本“中国历代年号考”之类书籍，将所谓的年号钱与某一年号简单地对号。就可能创造了“新到历史”，从而推翻了中国史学界几千年来修史的成果。引起不必要的混乱，被人们讥讽为“历史的穿越”。同时，为某些海上闻人否定这些出土钱币的真实性带来口实，也为这些确系为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确认带来极大的困难。

科学，就讲就“认真”二字，来不得半点马虎与虚假！中国钱币收藏界的先贤，有“以钱证史，可以校其误也”的观点。 中国古代钱币的收藏，实际上是在收藏中国古代历史，研究中国古代钱币，也是在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实际上是一种另类的考古学，而考古学本身在历史学研究上有着特殊的作用，那就是“以物证史”，可以说钱币收藏与研究的目的，也就在于“以钱证史，可以校其误也”。

但是这种“以钱证史”必须与历史研究、历史文献考据结合起来，而不是简单的钱币与历史年号的对号！是一件极其认真、严肃的事情。不可臆断！

   本系列博文的目的在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进行学术性而不是功利性的讨论，目的是为那些确系真实在东北出土的窖藏钱币正名，而通过研究这些钱币，力图弄清这些钱币背后的政治、文化背景，还一个“清名”！ 

序言

   对于“年号钱”，本来在历史界与钱币史研究界是一个有定论的问题，例如，

年号钱是以皇帝年号命名的钱币。中国最早的年号钱是十六国时期成汉李寿所铸的“汉兴钱”（公元338—343年）。

   “汉兴钱”之后，又出现了南朝宋的“孝建五铢”（公元454.456年）和北魏孝文帝的“太和五铢”（公元447—499年）等。年号钱确定为制度始于宋代，即“改元更铸”，皇帝改换年号，就重新铸造年号钱。从北宋太宗到南宋度宗的近三百年间，年号钱连绵不断。宋代年号改得比较频繁，所以年号钱也特别多。

自从唐太祖武德四年，废止从汉武帝开始五铢钱，开始铸造“开元通宝”，从此开创了中国的“通宝钱”时代，“通宝钱”也称“宝文钱”，它是由国号或年号与钱文“通宝”、“元宝”、“重宝”结合的形成方孔圆钱，开元通宝的含义是开辟新纪元的通行宝货，是通唐之世的主要通货，一直行用到唐末，甚至更晚的五代十国时期。

一、    年号钱的历史

   据史书记载，最早的年号通宝钱出现的唐代，在五代十国，年代通宝钱渐多。而真正形成“改元更铸”制度是在宋代。

在《中国通宝币值史稿》一书中写到：

唐代创立的通宝币制，是中国古代货币制度发展史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也是古代社会之政治、经济和文化的综合结晶。它的出现，并非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而是生长在上方、中古时代货币文化的深厚基础之上的一株奇范。唐代通宝的创制，给后世货币制度的影响是巨大的。从唐宋至明清迄我国封建社会的终端，通宝币制为历代王朝沿行不替，成为我国铜铸币史上实行时间最久的一大币制。

开元通宝币文的创制，使铜币脱离了半两和五铢币制标重的钱名，而成为以通宝命名的铸币体制。由标重币名改革为通宝，到唐朝中期发展为记年号通宝。 

以上基本描绘从秦始皇建立统一中央集权的开始，到满清覆灭这两千多年的中国铸币的概貌。

1、唐代的年号宝文钱

除开元通宝外，唐代也铸行了几种年号钱，如“乾封泉宝、乾元重宝、得壹元宝、顺天元宝、咸通玄宝”等。这几种钱多为减重大钱，行用不久即被废除，存世不多。另外，唐代安西都护府守军还使用当地铜材，铸造了“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钱，隶书体，旋读，光背无文， 这两种年号钱制作较为粗糙，在新疆地区发现较多，内地少见，其使用区域可能仅限于安西地区(今新疆库车)。

一般认为“乾封泉宝”钱是唐代第一枚年号钱，为唐高宗乾封元年（公元666年）铸，“乾封元年造乾封泉宝钱，直开元十，周年以后废。二年诏：开元钱依旧施行，乾封钱贮”。“乾封元年封岳之后，又改铸新钱，文曰乾封泉宝，径一寸，重二铢六分。仍与旧钱并行，新钱一文当旧钱之十”。

但是，人们并没有将“泉宝”纳入“宝文钱”系列，因此，“乾封泉宝”是年号钱，但是不是第一枚宝文钱。

因此,一般人认为“乾元重宝”，为最早的年号宝文钱，为唐肃宗乾元元年(758年)所铸。以一当十，号乾元当十钱。每千文重十斤，每文重一线六分。次年，复命绎州诸炉铸当五十乾元重宝，每千文重二十斤，每文重二钱二分。比当十钱重一倍，但规定其面值为一当五十，此钱背之外廓为双圈，故后世称之为重轮乾元钱。

 “大历元宝”，据《代宗实录》：大历四年(769年)正月丁酉，“关内道铸钱等使第五琦上言，请于绛州汾阳、铜源两监增置五炉铸钱，许之。”传世有大历元宝钱，即此时官铸此钱直径略小于开元通宝．较轻薄制作不精，文字多不清晰

  “建中通宝”  据《新唐书·食货志》：  “建中初，复洛源废监起十炉，岁铸钱七万二千缗。”传世亦有建中通宝。钱亦轻薄，钱文粗劣。

“大历元宝”和“建中通宝”应该分别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元宝钱”和“通宝钱”

加上“乾元重宝”，三种钱币可以看为是中国最早的年号宝文钱，堪称“三魁”。

(古泉汇考)引旧谱记载:“唐咸通十一年，桂阳监钱官王彤进新铸钱，文曰咸通玄宝，寻有敕废不行。”。后期，唐懿宗以“咸通”为年号，在位十四年。咸通玄宝正史无明载。

1990年，甘肃宁县发现一个十国钱币窖藏。这处窖藏，以唐咸通玄宝最为珍贵。.此币径2.4、穿0.5、厚0.15厘米，重4克。通体生坑绿锈，钱郭隆起，郭圆肉厚，钱文隶书，字体扁平，上下对读。

2.五代十国时期的年号宝文钱

据吕章申先生主编的《中国古代钱币》（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艺术系列丛书）介绍，“五代十国是由唐代晚期藩镇林立形势演变而来的根据时代”，“五代各朝都铸钱币，基本是铜钱，币值是小平钱。同时仍大量用唐朝钱币。后梁、后唐铸钱数量很少，后晋、后汉铸钱量增加，后周铸钱数量为五个政权中最多的。五代时期铜材缺乏，铜价高涨，销钱卖铜现象严重，《侧府元龟.钱币二》记当时“销钱为器，其利十倍”。为保旺有足够的钏钱流通，后唐、后晋、后

周多次严禁销钱卖铜、铸器。”

“ 后梁(907～923年)史书未记载铸钱，有传世的开平元宝和开半通宝钱，均铜质。还有广东出土的开平元宝小铅钱一枚，笔划漫漶不清。”

“后唐(923～936年)钱为天成元宝铜钱，是小平钱。天成元宝有出土品。”

 “后晋(936～947年)钱为天福元宝铜钱。宋洪遵《泉志》引宋白《续通典》：晋天福二年(938年)十一月， 诏“三京、邺都、诸道州府、无问公私，应有铜者并许铸钱，仍以‘天福元宝’为文，左环读之，委盐铁使铸样，颁下诸道，令每饯重二铢四锱，十钱四两。”官、私都铸钱，私钱质量低劣，有掺入铁、铅的。8个月后取消允许私铸的命令，铸币权收归政府。天福元宝传世较多，有少量出土。”

“后汉(947～951年)钱为汉元通宝铜钱，有出土。”

“后周(951～960年)有周元通宝铜钱。955年， 周世宗发起了中国历史上又一次灭佛事件，《旧五代史.周书.世宗纪》：“废寺院二万三百二十六。”熔化寺庙铜像、法器铸钱，周元通宝铜钱铸造量大，存量多.”

“十国钱有铜、铅、铁质，多数政权采用贱金属铅、铁铸钱，虚值大币值钱占了很大比重。吴、南平(又称荆南)、北汉3个政权未发现铸钱。唐幽州节度使刘仁恭、刘守光父子割据幽州19年，虽不属十国政权，但也铸造了钱币。”

“十国钱币地域性很强，从本地使用，但在商业贸易中也有流通到其他区域。十国同时流通唐代钱币。”

“唐节度使刘仁恭及其子刘守光统治幽州(895～913年)时铸造钱币的事见《旧丘代史·僭伪传》：刘仁恭 “以瑾泥作钱，令部内行使，尽敛铜钱于大安山岭凿穴藏之。”

 “清代在北京西山以及民国时期在北京西部的大安村出土有铜、铁永安钱，各有一十、一百、五百、一千4种。”

“幽州刘氏的钱币还有：顺天元宝当十、当百、当千3种大铁钱，应圣元宝当十铜钱，乾圣元宝当百钱，应天元宝背“万”字铜钱，货布背三百铜、铁钱，五铢小平铁钱。应天元宝可以肯定是后梁乾化元年(911年)刘守光称大燕皇帝改元应天时铸造的。”

 “十国前蜀(903～925年)曾铸6种钱币：永平元宝为小平铜钱。通正元宝为小平铜钱，有出土品。天汉元宝为小平铜钱，有出土品。光天元宝为小平铜钱，有出土品。乾德元宝有铜、铁两类，铜钱小平钱，有出土品。成康元宝为小平铜钱，有出土品。”

“史书未记载十国吴越国(907～978年)曾铸钱币， 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浙江北部及江苏南部的苏州多次出上铅开元通宝钱，隶书。学者断定这些钱属于吴越国钱币。”

“十曰楚国(907～951年)马殷接受后梁封号为楚王，又被封为天册(策)上将军，开天策府。927年受后唐封为楚王，政治中心在长沙(今湖南长沙)。楚地盛产铅、铁，楚国也是以铅、铁钱为主，十当铜钱一。楚国的铅、铁钱只能在境内使用。楚国铸造的钱币有以下几种：”

“开元通宝铅钱仿唐开元钱形制，小平钱，多有出土。同光二年(925年)铸，10枚开元通宝铅钱等于1枚铜钱，由于大量盗铸，4年后的天成四年(929年)要100枚才能当铜钱l枚”

“乾封泉宝钱有当十大铜钱、当十大铁钱，均有出土品，当十大铁钱较多，2000年在湖南长沙出土3000多枚。《十国春秋-楚武穆王世家》：“铸铁钱，围六寸，文日。“乾封泉宝’，用九文为贳，以一当十，流行境内。”

  天策府宝钱有当十大铜钱、当十大铁钱，当十大铜钱又有鎏金钱，当十大铁钱有出土品。”

    “乾元重宝钱有大铜钱和特大铜钱，钱文与唐代乾元重宝钱相同，但神韵气息却不同。有说楚乾元重宝钱是镇库钱，不是流通用的钱币。”

十国闽国(909～945年)以铁、铅钱为主，铜钱很少。宋洪遵《泉志·伪品》卷五引《f十国纪年·闽史》记：“(梁.贞明二年(916年))铸铅钱，与铜钱并行。”

又记：“天德二年(944年)，铸天德通宝大铁钱，一当百。”存世有天德通宝铜钱、天德重宝铜钱和天德重宝铁钱，却没有见到天德通宝大铁钱。天德重宝铜、铁钱背面有“殷”字，是王延政曾短暂地改国号为殷时所铸。”

“闽国开元通宝铜钱是特大钱，为开炉钱或镇库钱。”

 “闽国开元通宝铅钱有小平、当十钱，均有出土。铅开元通宝小平钱背面有“闽”或“殷”或“福”字。铅开元通宅当十钱背面有“闽”字。”

 “《十国春秋·闽·司空世家》记：“龙德二年(933年)铸大铁钱，以开元通宝为文。”开元通宝铁钱有出土品。有些开元通宝铁钱背有“闽”、“殷”字或巨星、月纹。王延政称帝时短暂改国号为殷。史书未记开元通宝铁钱的币值，直径、重量基本同于永隆当十大钱。也有学者认为背巨星的开元通宗当十铁钱是南唐占据闽国围大部分地区后所铸”。

“《新五代史·闽世家》记：(王延羲)灭福四年(939年)“改元永隆，铸大铁钱，以一当十。”永隆通宝钱铸于永隆四至五年(942～943年)，大铁钱为主，当十有出土品。永隆通宝宝铁钱有的背穿上有“闽”字。”

“十国南汉(917～971年)有乾亨通宝和乾亨重宝钱，各有铜、铅2种，，以铅钱为主。”

“十国后蜀(933～965年)钱有广政通宝和大蜀通宝，均为小平钱。广政通宝钱有铜、铁、铅3类。大蜀通宝为铜钱。后蜀主行铜钱，兼行铁钱。”

“十国南唐(937～975年)钱种类较多。南唐主行铜钱，兼行铁钱。南唐钱有以下种类：

大齐通宝铜钱，只有极少传世品，为小平钱。永通泉货钱有铜、铁2类，铜钱有当十、当五2种，铁钱为当十。保大元宝铜、铁钱，背上均有“天”字。唐国通宝钱有铜、铁、铅3类。唐国通宝铜钱有二当一、一当一、当二、当五4种币值。大唐通宝钱一般为铜钱，有出土品，铁钱只见一枚。开元通宝钱为铜钱，有二当一、一当一、当二、当十4种币值。”

从《中国古代钱币》对于五代十国钱的综述，我们可以看出，在五代十国钱币中，年号宝文钱开始增多，除去部分非年号钱，如“汉元通宝”、“周元通宝”、“大齐通宝”和刘仁恭父子铸造的钱币外基本都为年号钱。年号钱的增多，笔者认为是年号钱在中国帝王封建制度中政治作用有关。

3、年号宝文钱是金石文化与神权文化、皇权文化的结合的产物

在张杰的《天圆地方的困惑  中国货币历史文化之总考察》一书中写到：

 “面对浩如烟海的中国古钱币，我感受到它的。丰富多采，光耀今日，有如滔滔江水，滚滚东流，波涛汹涌，气象万千。但透过。三千年光彩夺目的钱币文化史”，我还觉得它是一部货币与神权互相融合、货币文化与神权文化互相渗透的历史。……中国的货币文化实质上就是神权文化。……是历代封建王朝神权统治的象征物。”

  “与其说中国的货币文化导向金石文化，毋宁说导向神权文化。神权文化必然是形制文化，……，就如同货币在现实社会中必然要打上政治的烙印，……但中国的货币在秦汉后基本成为封建政治的超经济的驱使物，所以必然同时成为一种神权文化的象征物，一旦成为神权文化的象征物，那就必然要极形制之能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货币的全部形制都归于神权文化之内容了，如天圆地方之形、半两五铢之数、改制、元代用楮，还有文字(如年号)等。而这些形制又恰好是金石文化的全部内容，所以，中国货币文化之所以成为金石文化，因为它首先体现的是神权文化，从这个意义上看，金石文化 (外层)和神权文化(内层)是默契而统一的。……另也就是说，金石文化所追求的变化和丰富多采，在神权文化那里得到了最充分的满足。”

“理论界一般将货币形制发展分为三大阶段：先秦纪地钱币阶段、唐开元以前的纪重货币阶段和开元后的纪年钱币阶段。”，“先秦货币形制处在多元文化的冲突和融合之中，……，总之，先秦的货币尽管变化多，但其经济文化的意义大于金石(形制)文化的意义，是中国货币经济起步时期不同类型文化作用之下的自然体现。当时的纪地货币本身同样是多元文化并存的象征。”

“秦汉以来，货币形制从先秦的纪地货币过渡到纪重货币。从内质考察，从这时起，经济货币开始向政治(神权)货币过渡，以此为标志，宣告货币经济文化的断裂和货币神权文化的崛起。”

“若要说货币的纪重阶段是以神秘的理性氛围赋予货币以神权文化意味的话，那么自唐开元以后1300余年的纪年货币便是一个赤裸裸地展示神权文化的阶段了。这1300余年的货币形制史简直是一部帝王的世系演化史，其货币文化也就成为一种帝系文化。几乎每个帝王上台，都要铸自己的钱，更有甚者，每逢改元必铸新钱。如宋仁宗改元九次，铸九种年号钱，宋徽宗改元六次，铸：六种年号钱，宋理宗八次改元，八次改铸年号钱等等。可以这样说，几乎没有一个新上任的皇帝不铸自己的年号钱的，这1300余年上任了多少位皇帝，便有多少种不同形制的钱币铸造出炉。何况一种货币还有元宝、通宝，重宝等类别及改元因素。就连辽、金、夏，元也不例外。明代嘉靖和天启年间，竟补铸先朝的九种年号钱币以全其谱。这种传统也被历代农民起义军的政权所承继，从而使农民起义军政权的货币成为封建神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笔者认为这本书对中国钱币文化是“金石文化”与 “神权”的结合的观点是十分值得注意的。

《中国通宝币制史稿》一书中对两宋货币史进行了详尽地研究，作者用

“更趋完备的年号钱制与两宋铸行的通宝”形容两宋的钱币制度，书中指出，“北宋立国不久，即推出宋钱。《宋史·食货志》：“太祖初铸钱，文曰宋通元宝。”

“今此钱造型又与周元通宝相类。形态”元宝”字仿开元钱，径八分，重一线，背文几十余种。或以为“系在周室后庭之钱局铸造，故钱文种背文与周无题宝元异，其手法亦出于一手”。总之，此品受前代传统影响较大。”

“太宗即位后，改元太平兴国元年(976年)，铸造“太平通宝”。后改铸淳化元宝，“上亲书其文。自后每改元必更铸，以年号元宝为文”。自此开始，继承唐代通宝年号钱制度又有所发展。由于宋代年号更改频繁，每一朝君主，更改一次年号，就铸一次年号钱。故宋之年号钱之多，成为通宝币制史之最。北宋九帝，改了三十五次年号，铸有二十七种年号钱和三种国号钱。”

则“改元更铸”成为一种制度，使其钱币成为“金石文化”与“神权文化”的结合产物，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礼仪制度的一部分。使宝文钱与年号在相当大程度成为“一一对应”！

而这种对应关系的肇始，准确地说起源于唐代，发展于五代十国，最后定型于北宋。

笔者认为在五代十国，开始频繁地使用年号钱，可能与五代朝代的更替与阴谋与篡权有关，后朝皇帝为了证明自己皇位的合法性，在改变年号或国号之后，铸造与自己所用年号的宝文钱，从而逐渐形成看一种制度。

但是，那些五代十国年号钱是“改元”当年铸造的，这些年号钱中有明确记录的并不多，去年，笔者在信州出土的窖藏钱币中有幸得到一枚“大宝通宝”，并且对此进行了详尽地研究，经过考证与实物对比，证明了这枚钱币与安南铸造的“大宝通宝”并非一种钱币，“按图索骥”，笔者对具有“大宝”年号的南汉历史及其存世的钱币进行了研究，最后得出几个结论：

其一、南汉却有不少品种的年号钱，在史书中仅有南汉铸造“乾亨通宝”的记录，南汉《高祖本纪》载：“乾亨元年(917年)，铸乾亨通宝钱。二年，以国用

不足，又铸铅钱，十当铜钱一。”而根据史学家的研究，刘隐占有岭南后，于唐末和梁初曾铸“小铅开元”、“小铅五株”、“小铅开平”，补充了文献的失载。南汉建国的乾亨元年(917)铸“乾亨通宝”，第二年又铸“乾亨重宝”铜钱，其中重宝钱较多。岭南非产铜地区，乾亨二年，就因为国用不足，又铸重宝铅钱，十当铜钱一。在白龙年间曾铸“飞龙进宝”，光天时又铸“光天元宝”，近年来又有大有元宝、白龙通宝；乾和通宝等钱币发现。南汉先后使用虽然铸造多种年号钱，只有“乾亨重宝”钱见于史书。南汉先后使用七个年号，现已知有六种年号钱和一种非年号钱存在，如果加上南汉建国钱铸造的三种小铅钱，这九种已知南汉铸造的钱币只有“乾亨通宝”一种见于史书。

在中国历史上，使用“大宝”年号，只有南汉后主刘鋹，曾经使用14年（958年八月—971年二月）。

以下为新发现的两种南汉铸造的年号钱与“大宝通宝“的比较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