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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萧红传奇故事的电影《黄金时代》成为第34届金像奖大赢家。

自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于香港的法国医院后，端木只用自己的方式怀念妻子，不仅一直保存着萧红的一缕遗发，而且经常写诗怀念萧红。他写诗不是为了发表，只是表达内心对萧红的感情。“文革”结束后，端木几乎每年都要去广州银河公墓为萧红扫墓，并写悼诗献于墓前。

1987年11月4日，端木与时任妻子钟耀群一起到萧红墓前祭扫并献词一首，题为《风入松·为萧红扫墓》：“生死相隔不相忘，落月满屋梁，梅边柳畔，呼兰河也是萧湘，洗去千年旧点，墨镂斑竹新篁。惜烛不与魅争光，箧剑自生芒，风霜历尽情无限，山和水同一弦章。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从中不难看出，萧红在端木心底的重要位置。

20世纪80年代初的一天，《花城》主编范若丁去向端木约稿，其间谈及有人对他的无端指责时，从不高腔大嗓的端木突然激忿地高声骂了一句粗话：“那些人真不要脸！”端木说，有人就是要罔顾事实，多少年来总是喋喋不休地拿萧红说事，他之所以一直保持沉默和忍耐，是不愿再回忆那段不忍的伤痛，也是不想任人再去玩味萧红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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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木告诉范若丁，诋毁他是“不光彩的第三者”和“负心郎”，是由骆宾基（1917-1994，作家，萧红去世前的陪伴者）《萧红小传》中的一段话而引起。在《萧红小传》中骆宾基说，萧红住进思豪酒店后，端木就离开了萧红：“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在提到这段话时，端木猝然说了一句话：“胡说八道！”并激动地说，“萧红一生只结过一次婚，萧红唯一的丈夫就是我端木蕻良！”他说，他与萧红是1938年在汉口大同旅馆举行婚礼的，当时有主婚人有司仪，有参加婚礼的亲属和作家朋友，现在还有人可以作证，怎么能说萧红是别人的妻子呢？

端木与萧红相识于1937年10月。因端木身材瘦高，穿着洋气，性格内向，文质彬彬，说话和声细语，与萧军的粗犷、好强、豪放、野气形成鲜明对比，这让萧红十分欣赏。萧红尤其欣赏端木与人争论时，从不正面冲突，而是采取迂回战术的“君子风度”。

1938年，萧军提出与萧红正式分手后，为了给萧红以安全感，端木不顾萧红怀着萧军的孩子，不顾家人和朋友的劝说与反对，毅然与萧红举行了正式婚礼。

婚后，家里大小事都由萧红做主。当时，日军飞机轰炸重庆，为找个能安心写作的地方，端木想去桂林，萧红则坚持去香港。端木听了萧红的，两人于1940年1月到了香港。

针对有人说到香港后对萧红不好，端木只有苦笑。他说，香港两年是他们婚后生活最安定的两年，也是萧红创作的鼎盛期。两年间，萧红创作了传世之作《小城三月》《马伯乐》《呼兰河传》等作品。

其实，骆宾基与端木之间是有误解的。1941年7月，萧红因肺结核及痔疮等病症，住进了玛丽医院。萧红耐不住长期住院的寂寞，不断吵着出院，端木只好于11月将她接回家。这年中秋节前，骆宾基来到香港，当时他身无分文，便向端木求助。端木此前曾看过骆宾基的作品，加上是东北老乡，决定施以援手。先给骆宾基解决了吃住问题，又将自己正在《时代文学》上连载的长篇小说《大时代》抽下来，换上骆宾基刚写的长篇小说《人与大地》，使骆很快摆脱了窘境。也许是为了报恩，在萧红生病期间，骆宾基给予了不少照顾，但端木依然承担了主要责任。

从1941年12月9日至1942年1月22日萧红病逝的45天中，为躲避日军炮火，端木带着萧红转移了6个地方，仅医院就转移了4处，其中包括最有名的罗士达酒店(即半岛酒店)、最大的私人医院养和医院、公立医院玛丽医院、法国医院等。这些医院不是说随随便便就能住进去的，端木既要筹钱，又要托关系，如果靠骆宾基，是绝对办不到的。

骆宾基之所以对端木产生误解，因在照顾萧红时，萧红以常有的偏激，在病中将对端木的一些牢骚和抱怨向骆宾基诉说，加之后来与端木因《呼兰河传》版权一事发生了冲突，导致对端木的误解与责难步步加深，这才以所谓的“亲身见闻”发泄对端木的不满。

也许，萧红生前曾说过的那句话最能说明一切：“掏肝剖肺地说，我和端木蕻良没有什么罗曼蒂克的恋爱历史。是我在决定同三郎（萧军）永远分开的时候才发现了端木蕻良。我们只是过着正常的老百姓式的夫妻生活。没有争吵，没有打闹，没有不忠，没有讥笑，有的只是互相谅解、爱护、体贴。”

（本文刊于《文史博览》2015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