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隐逸 [1] 文化发源甚早，称谓则多种多样，有隐士、高士，处士，逸士，逸民，隐逸，高人，幽人等多种异名。但“隐士”是比较普遍的称谓。追其源流，“隐士”这一称谓最早出现在《荀子·正论》中，即“天下无隐士，无遗善” [2] 。那么隐逸作何解呢？笔者查阅《说文解字》，其中解释到：“隐，蔽也。从阜。” [3] 再看徐灏注：“隐之本义盖谓隔阜不相见，引申为凡隐蔽之称。”原来“隐”的本义与山有关，后来引申为隐蔽、隐藏，再引申为归隐、隐居。笔者在读《史记·伯夷叔齐列传》的过程中，对“夷齐采薇”所代表的隐逸文化深感兴趣，并认为司马迁在写作《伯夷叔齐列传》中也灌输了他对隐逸的鲜明立场和推崇伯夷叔齐精神境界所传达的著史理念。

一、上古的隐逸人士与“夷齐采薇”的典故

隐逸之士是中国古代社会的一个特殊群体。我们从先秦一些典籍中依然可以管窥到上古时期的隐逸人士。中国最早的隐士，大概要算三代之际的巢父、许由、卞随、务光等人了。《后汉书·隐逸传》：“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颖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 [4] 《梁书·处士传》：“虽唐尧不屈集、许，周武不降夷、齐。” [5] 《北史·隐逸传》：“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 [6] 《隋书·隐逸传》也说：“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址时一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 [7] 不难发现，历代正史的编撰者都认为，隐逸之风早已有之，且把洪崖先生、许由、善卷等列为最早的隐士，然后就是伯夷、叔齐了。传说在尧时,就有“巢父隐居”，“许由洗耳”。这二位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隐逸人士了。到了商末周初有“夷齐采薇”，这个典故中的夷齐指的就是孤竹国的伯夷叔齐二人。伯夷叔齐最初零星见之于《论语》等典籍。《论语》中就多次提及，如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 [8] (子贡)曰：“伯夷、叔齐何人也?”(子)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 [9] 《孟子·万章下》：“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 [10] 《庄子·大宗师》：“若狐不偕、务光、伯夷、叔齐、箕子、胥余、纪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者也。” [11] 梳理这些文献，我们会发现，文献记载的伯夷叔齐故事都是只言片语，大多语焉不详，而且评价居多，细节描述极少；另外，文献多是把伯夷叔齐当作隐者来看待的，如孔子称之为“逸民”。《论语·微子》就说：“逸民：伯夷、叔齐、虞仲、夷逸、朱张、柳下惠、少连。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 [12] 伯夷叔齐可以说是中国隐逸传统的嚆矢。

二、司马迁笔下的隐士——伯夷叔齐

先秦文献对伯夷叔齐记载语焉不详，到了司马迁的《史记》，第一次完整、系统的将伯夷叔齐有头有尾的构造成鲜活的人物形象。笔者认为，从文献的语焉不详到司马迁的完整故事情节，说明司马迁除了参考上古的典籍之外，还在一定程度上加上了自己的发挥。我们不妨先来看下司马迁笔下的伯夷叔齐事迹，该列传叙述的是义不食周粟的伯夷叔齐二人，最终饿死首阳山。据《史记·伯夷叔齐列传》载：

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于是伯夷、叔齐闻西伯昌善养老，盍往归焉。及至，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叩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13]

我们从《伯夷叔齐列传》中可以问几个问题。第一，伯夷叔齐为什么要避居首阳山也就是说因何而“隐逸”？第二，伯夷叔齐如何做到“隐逸”？第三，司马迁通过叙述和评论伯夷叔齐故事要传达何种理念？

先讨论第一个问题。武王伐封、周朝取代商朝历来被看作是以仁伐暴、正义战胜邪恶的历史壮举，周文王、周武王也被后世视为圣明君主的楷模。然而，在伯夷、叔齐眼里，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伯夷、叔齐之所以隐于首阳山，是因为他们认为西周取代殷商是“以暴易暴”，再就是武王“父死不葬”、“以臣拭君”是不孝不仁的行为。关于伯夷的叙事中有，“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而伯夷因此在《采薇歌》中唱道：“我安适归矣?”说到底，伯夷叔齐要“隐”的理由就是反抗不仁义的行为。正如孔子把古代隐者作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区分，认为最高是贤者的避世之隐，《宪问》：“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14] 孔子把伯夷叔齐看作是为坚持伦理纲常而“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代表。

再看伯夷叔齐如何做到“隐逸”？儒、道二家对待隐逸存在“道隐”与“身隐”的差别。很明显，伯夷叔齐是“身隐”，而孔子所推崇的“道隐”的核心是“邦有道则见，邦无道则隐”，认为不论身在何处，只要人格圆融，就不会拘泥于一时、一世、一人、一地，依旧可以“独善其身”，求得超越。关于伯夷叔齐饿死于首阳山，蜀汉史学家谯周还有详细的解释，他在《古史考》中，记有如下的传说：“伯夷、叔齐者，殷之末世，孤竹君之二子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野有妇人谓之曰：‘子义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于是饿死。” [15] 因为妇人的提醒，改朝换代中“身隐”似乎成为了一种自我欺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时代已是周德时代，伯夷叔齐的“身隐”也成为了一种讽刺，结果只能以饿死表示最后的尊严和节义，纯属无奈之举，所以司马迁认为伯夷叔齐有“怨”，比之于“道隐”境界似乎差了许多，但终究也是“求仁得仁”。

第三个问题，司马迁如何看待伯夷叔齐之隐呢？司马迁是从伯夷的个体经历出发拆解天道，所谓“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邪?积仁洁行如此而饿死!且七十子之徒，仲尼独荐颜渊为好学。然回也屡空,糟糠不厌，而卒早夭。天之报施善人,其何如哉?盗跖日杀不辜,肝人之肉，暴戾恣睢，聚党徒数千人横行天下，竟以寿终。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较著者也。若至近世,操行不轨,专犯忌讳,而终身逸乐,富贵累世不绝。或择地而蹈之，时然后出言，行不由径，非公正不发愤，而遇祸灾者，不可胜数也。余甚惑焉，倘所谓天道，是邪非邪?”其实，我们通览《史记》，除了记载伯夷叔齐这俩个隐士外，还记载了不少的隐逸之士。如《史记·鲁仲莲邹阳列传》：“吾闻鲁仲莲先生，齐国之高士也。” [16] 《史记·殷本纪》有：“伊尹处士，汤使人聘迎之。” [17] 《史记·魏公子列传》有：“赵有处士毛公，藏于赌徒，薛公藏于卖浆。” [18] 《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老子，隐君子也。” [19] 但在《史记》一百三十卷中，《伯夷叔齐列传》所记载的隐逸事迹是特别重要的一卷。司马迁还把《伯夷叔齐列传》置之于七十列传之首，而且通篇是议论文字，十分罕见。在《史记》百余卷中，以论史为主者只有两卷，分别是《伯夷列传》和《太史公自序》。前者为七十列传之首传，后者为七十列传之末传，亦是整部《史记》之末卷。有学者将其与《太史公自序》并论，指出二者都是表明司马迁心迹的主要篇章，尤其是在命运遭遇的认识和感叹如出一辙 [20] 。

 司马迁对于伯夷叔齐这两位“隐士”在卷中又有进一步的阐发，他评论道：“伯夷、叔齐虽贤，得夫子而名益彰。颜渊虽笃学，附骥尾而行益显。岩穴之士，趣舍有时若此，类名堙灭而不称，悲夫!”在这里，我们不难看出，司马迁认为伯夷叔齐能够显彰其名，也就完成了其社会使命，而如果隐逸名声却“堙灭而不称”，就可悲可叹了。这同时显示出司马迁的著史心迹，他自信自己能够继承圣人的事业，具有自觉地使命感，所谓“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

三、小隐与大隐

学者对隐逸的划分大致可分为避居山林的“小隐”和在朝而“心远地自偏”的“大隐”，所谓“小隐隐于山，大隐隐于市”。对于伯夷、叔齐而言，毫无疑问是“小隐”。笔者认为，伯夷叔齐所创作的《采薇歌》比较能表明他们隐逸的真实心迹：“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农、虞、夏忽焉没兮，我安适归矣?于暖祖兮，命之衰矣!” [21]

笔者认为，司马迁将伯夷叔齐的“隐逸”事迹抬高到如此的地步，一方面说明他对伯夷叔齐隐逸践履的赞同和褒扬，另一方面，也说明司马迁是把自己的遭遇与伯夷叔齐的事迹来类比的，从中寻求寄托。但仔细琢磨，我们会发现，司马迁与伯夷叔齐的遭遇既有相似又有不同。就相似点而言，司马迁是因为为李陵“仗义执言”而身遭酷刑，伯夷叔齐是因“叩马而谏”不可得而遁隐，从出发点来说都是为了仁义，所谓“求仁得仁”；另外，二者都是有怨气的，伯夷叔齐遁隐还不够，以饿死示其节义，本身是有“怨”的，而司马迁在经历了李陵之祸后曾悲叹道：“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毁不用矣。”“身直为闺阁之臣,宁得自引深藏于岩穴邪!”面对身体的伤残，司马迁心中无限彷徨。与伯夷叔齐一样都是“怨”。

司马迁与伯夷叔齐不同的是，在人生困境面前，司马迁宁愿选择忍受身体的屈辱而继续在朝著书立说，在笔者看来是为“大隐”；而伯夷叔齐则选择了避居首阳山，最后义不食周粟而死，是为“小隐”。一般认为，小隐洁身自好，守道自持，以个性舒张、弃世绝俗的归隐彰显士人的独立人格和价值理想，以与现实政治不合作的姿态体现着积极抗争精神 [22] 。但这种“小隐”也极难做到，坚持到最后。汉代《招隐士》诗中就感叹道：“王孙兮归来，山中兮不可以久留”的吁求。正如王瑶先生所言：“尽管时代风气使得一般士大夫们都希企隐逸，但一个‘心迹双寂寞’的真正隐士底枯槁憔悴生活，却不是生活在富贵汰侈圈子里的一般名士们和门阀子弟们所能忍受的。”而大隐是指在朝市庙堂追求相对独立和人格理想的一种隐逸方式。小隐有着政治无道时独善的无奈和守道洁身的积极意义。总之，这两种“隐居”方式各有千秋，《汉书》就评论道：“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朝廷之士入而不能出，二者各有所短。” [23]

司马迁之所以选择“大隐”隐于朝，除了自身的价值观，历史观影响外，恐怕与汉初的政治环境和风气有关系。汉代政治上实现大一统，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强大的皇权政治挤压下，士人地位已由先秦的为君师友沦为俳优的奴颜婢膝。东方朔在《答客难》中对此有一段精彩论述：“绥之则安，动之则苦；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抗之则在青云之上，抑之则在深泉之下；用之则为虎，不用则为鼠。” [24] 东汉扬雄在《解嘲》中也感叹道：“当途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沟渠。旦握权则为卿相，夕失势则为匹夫。” [25] 汉代士人地位由此可见一斑。虽然隐逸的高蹈之态为人所欣羡，但处于汉代这样一个对士大夫绝对制约的集权政治环境下，士人难以从世网中逃脱，士人切言直谏有犯上冒死的可能，谄媚附上又丧失士人的独立品格。在这种情况下，东方朔提出“避世金马门”的大隐方式，为士人在仕与隐、超越与顺从的夹缝中找寻到一条立身之道，是士大夫在王权政治挤压下不得已所采取的明哲保身的适应性变通手段。《史记·滑稽列传》载：“朔曰：‘如朔等，所谓避世于朝廷间者也。古之人，乃避世于深山中。’时坐席中，酒酣，据地歌曰：‘陆沉于俗，避世金马门。宫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庐之下。’” [26] 这一思想在其《诫子》诗中又进一步明确表述为：明者处世，莫尚于中。优哉游哉，与道相从。首阳为拙，柳下为工。饱食安步，以仕代农。依隐玩世，诡时不逢。才尽身危，好名得华。有群累生，孤贵失和。遗余不匮，自尽无多。圣人之道，一龙一蛇。形见神藏，与物变化。随时之宜，无有常家。” [27] 笔者认为，司马迁和他所记述的东方朔一样，选择“大隐”隐于朝，有其抗争精神和忧患背景，用卑躬的形式来坚守价值理想，建构独立不屈的人格。这是司马迁和伯夷叔齐不一样的地方。

四、结语——兼论儒、道对伯夷叔齐隐逸事迹的看法与改造

笔者在阅读《史记·伯夷列传》中不仅感受到伯夷叔齐这二位上古“隐逸”之士为仁义而献身所谓“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内涵，而且也从中体会到司马迁从中灌注的著史理念，那就是彰显那些所谓“岩穴之士”、“闾巷之人”隐逸人士的事迹，表彰其义行。附带说明的是，，笔者发现即使同为隐逸的伯夷叔齐，儒道二家的看法就很不一样，甚至根据自己的理念加以改造。儒家对伯夷、叔齐的隐逸是肯定的，在孔子看来能够求仁得仁的隐逸主体是无怨无悔的，正所谓“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 [28] 相比较而言，道家的价值取向则有很大不同，《庄子·骈拇》就直白的认为：“伯夷死名于首阳之下，盗跖死利于东陵之上；二人所死不同,其于残生伤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盗跖之非乎?”“夫适人之适、而不自适其适,虽盗跖与伯夷是同为淫僻也。” [29] 不难发现，道家认为伯夷、叔齐为名而死是残生伤性之举，与盗跖为利而死性质是相同的。深一层看，伯夷、叔齐因君臣父子的伦理道德问题而逃遁，最终对道德伦理失望后遁入山林。总之，先秦时期隐逸思想经过儒道的理论阐释渐渐积淀于士人的心理，对后期士人的人格建构、生命价值、生活方式、行为特征以及心理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成为中国古代隐逸的思想渊源，而司马迁笔下的伯夷叔齐为我们探究早期的隐逸人士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范例和窗口，从中也可以管窥司马迁的著史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