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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氏先祖第五次创业之初，也就是高泰明放弃皇位继承权而任清平官（宰相）之后，为确保高氏清平官也像段氏皇帝一样世代承袭，高泰明左右政局，借段皇帝金口玉言，遍封高氏子孙于人口较多、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较高的军政要地做世袭诸侯。其目的，就是要让高氏“有地盘”“有兵在”，进而确保高氏清平官之权威永固不衰。

其中，清平官高泰明将第三子高明清分封到今天的姚安，并世有其地。

所以，姚安高氏，从高明清分封姚府演习开始。时间是后理国初期，约公元1131年。

所以，姚安土司，从高明清开始。他是古姚州这片广袤土地上的第一任土司。

“土司”称谓，起于元朝。之前，称“土官”。今天我们翻阅史料，“土司”“土官”混用现象非常普遍。究其原因，实则两者就是一回事，只是称谓不同而已。

土司，是对祖国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首领官职的一个泛称。类似于把少将、中将、上将和大将称呼为“将军”一样。土司职位可以世袭，但需获得朝廷批准。土司对朝廷承担一定的赋役，若有需要，还要提供军队。除此，土司是所属地区的实际管理者，有生杀予夺之权，被民间奉为实际的“王”。

作为姚州大地上的第一任土司，高明清的职位是姚府演习。姚府，大理国八府之一，战略地位举足轻重。

当然，高明清也非常了得。既是官后代，又是富后代，还是一个创业成功者。

作为官后代，他头顶清平官（而且是实际掌门人）之子的光环；作为富后代，他有庞大的家族财力作后盾。这意味着什么，你懂的。

但成大事者，有此两条还不够，还得有最关键的第三条，那就是真本事。

史料记载，高明清牧姚之前，镇守鄯阐（今昆明），有大志，善谋略，喜带兵，南征北战中屡建奇功，官至定远将军。

后来的历史也证明，高明清作为姚州大地上的第一任土司，是非常称职的。

这当然是得益于从父辈们那里学来的执政理念：为而不争。

因为高明清知道，所谓的“姚府演习”和“世有其地”，只是国家层面的认可。如果当地人不认可或心里不认可，“世有其地”是不可能长久的，更不要说传承子孙后代了。所以他虽然坐镇姚州城，法理上姚州城也是自己的，但他深谋远虑，知道自己脚跟未稳，于是以“不争”求发展，决定不在姚州城建造自己的府第，也不在姚州城安置自己的族属和军队。一句话，不想因为自己的到来而跟城里的百姓争地盘争利益。

高明清决定百手起家，自己创业。于是选中了荒无人烟的龙华山下那片高地，即今天的光禄古镇。这是一个倚山临海（草海）的风水宝地，高明清在此规划，在此建设，在此奠定了姚安高氏七百余年的土司基业。所以我们今天看光禄古镇，总觉得有统建点的格局，官家、大户、商家、文仕、贫民，各有区域。特别是回型街，更像是一个招商引资后发展起来的街市。究其根源，就是七百年前姚安第一任土司高明清的大手笔。

公元1147年，即高明清任姚府演习十六年后，三十七部反叛，围攻鄯阐，高明清举兵驰援，后战死。其子高逾城生承袭，继续父亲的创业，并达到创业顶峰。“率匡救于明朝，善弥缝于霸业。载折四豪，功高五伯”（兴宝寺德化铭并序），姚安高土司家族势力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高逾城生之后，历任高土司的工作重点，主要围绕“守业”这个主题展开。即守住土司这个职位，守住姚州这块地盘。为此，“为而不争”也成为姚安高氏历代土司的座右铭。

姚安土司传至高逾城光时，分封各地的高氏势力不断发展壮大，并暗中较劲。尤其是分封东部的高氏观音家族和分封西部的高氏逾城家族，已经拉开了大理国相位（清平官）之争的序幕。这种“争”，是典型的窝里斗，其结果，必然生乱生战。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姚安土司高逾城光坐不住了，决定有所为，有所争。《兴宝寺德化铭并序》记载：高逾城光“乃与兄牧公及先君诸旧臣等议曰：大义不可无方，至忠不可无主。……盛衰惟终，安危同力，在我子孙后世，并兹历世垂休，。孤立一隅，介于大国，其不谓事之末乎？”于是，高逾城光出面与其他高氏家族协商，订立和盟，“缩甲抑战”，维持现状，军备休兵。这个现状，即相位由逾城家族世袭，观音家族主要经营滇池及迤东地区。这在当时，在其他外姓大族虎视眈眈欲取相位而代之的大背景下，无疑是一个具有远见卓识的选择。

“为而不争”的政治智慧，还体现在改朝换代之际。

元灭大理，大势所趋。在已经能够预见结局的情况下，姚安高土司并没有像其他家族一样一条道走到黑。该抵抗的抵抗了，该尽忠报国（大理国）的也做了。但在大厦已倾无力回天之时，为免遭屠城，保全百姓，保护族人，最终，姚安高土司选择顺应历史潮流，放弃抵抗，避位为僧，将世职传给儿子，同时也把捍卫土司职位的责任传给了儿子。元末明初改朝换代也是如此。只是史料缺失，细节无从得知。但土司之职位平稳过渡在史料中却是找得到依据的。明末清初改朝换代仍然这样。但细节不同。是时，四海之内早已清朝一统，但云南仍处于南明小朝廷的统治之下。此时的姚安土司（土同知）高（泰翟：需造字），既为明臣，就做为南明小朝廷服务的事。所以，他极尽所能，认真履行南明小朝廷粮草官的职责，全心全意为日薄西山苟延残喘的南明小朝廷东奔西走，直到南明小朝廷彻底灭亡。于是，“义不仕清”，出家为僧，将世职传与儿子高奣映。这是一个智慧的选择，既有了面子，又有了里子。但也有前提：那就是私底下与新朝廷达成的默契。

在此需要说明的是，姚安高氏土司在三次改朝换代中，均以“避位为僧”换取土司世职顺利承袭。这种做法之所以成功，一方面，是姚安高氏对“为而不争”这句话拿捏得好；另一方面，新的朝廷也的确需要这种现成的土司家族来帮自己进行地方统治。

还有一个例子，是“土流兼治以流官为主”时期的，与姚安土司（土同知）高金宸有关。

明万历五年，姚安府迎来新知府李贽。现在我们都知道，李贽是进入中国思想史的思想家，是抨击理学倡导心学的代表人物。但在当时，却是一个不被官方看好的“老愤青”，“刺儿头”。所以从京城下放到“蛮荒之地”的姚安当官。最为悲催的是，李贽太清高，清高到有政治洁癖和人品洁癖，对人对事那是相当的苛求。与这样的上司兼同僚共事，难度可想而知。但姚安土司高金宸不仅做到了与李贽和谐相处，最后还赢得了李贽的盛赞。此事有李贽撰写的《贺世袭高金宸膺奖序》一文为证。其中缘由，史籍中的字里行间有透露，比如摆正位置，当好助手和参谋。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争，有所不争。总之，不与同僚争短长，尊重“流官”，做好“土官”，尽心尽职就好。

最后还有一个例子，是姚安土司中的败笔，与姚安最后一任土司（土同知）高厚德有关。

《道光大姚县志》记载：“苴却十二马地方，自古荒服，每年纳马，故地以“马”名。每马彝长一名，曰“马头”，各辖数村或十余村，谓之“马脚庄”。自前明洪武以来，归土司管。康熙二十三年，改归县（大姚）辖。康熙三十一年，因上宪委迤西道某公清查流土分界。某受土司贿，饬县令孔君贞瑄将钱粮由土司催征。土司高映厚遂伪造申文，俟孔君过境，强邀至衙住宿。夜中潜盗，用县印出详，以县令请责成土司催征为名，上司批行。地方受土司酷虐，无可申辩。”

《云南事略》记载：“……传至厚德，以与土民争讼苴却十马地，营求事发，被参革袭。”后奉旨，举家安置江南省城。

虽然说，“改土归流”是大势所趋，“土司”迟早要被取缔。但因错被查然后革职，提早终结世袭了四朝七百余年的高氏土司基业，却是不可饶恕的罪责。民谚说：厚德无德，想得就得。圣旨一到，得了白得。还传说，高厚德出生前，土衙院里长出了稗子，寓意高家要出败子了。结果，就真的应验了。当然这是民间的传说。但如果用“为而不争”来解释，就是：不该“为”时，他“为”了；不该“争”时，他“争”了，结果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反丢了祖宗基业。

所以，这是非份之想带来的后果。

所以，姚安高土司家族七百余年的创业与守业操守值得我们仰望和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