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是1953年底或者是1954年初,也就是我小学二年级的寒假,一个寒冷的冬日黄昏,一辆大卡车把我们全家人连同全部家当,从连山关小镇拉到了本溪市内。我们搬家了,进城了。
彼时尚无户籍制度,大批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建国初期本溪曾是中央直辖市)带来的后果是住房紧张,教室紧张,学校接收不了更多的转学生。我们家住的是父亲单位分的房子,虽不大但总有容身之处。学校只能通过考试择优接收转学生。
不知道录取率是多少,只知道我的邻居还有两个男孩子,和我同为二年级,只有我一个人被录取,另外两个男孩子一个返回老家继续读二年级,另一个留在市内重读一年级。
我所就读的小学称“新生完小”,因为学生多教室少,学校实行半日制,上下午两部制上课。同一个教室上午高年级上课,下午低年级上课。不上课的半天,除了写作业就是玩了,也挺好,童年时光最大的快乐就是无拘无束地玩儿。
每学期学杂费二元。但就是这二元也有很多同学交不起,一拖再拖。终于班主任老师忍无可忍,课不上了,没交学费的都给我回家取学费去,不拿学费就不要回来。老师一声令下,教室里呼呼啦啦走了一多半,那其中就有我。跑回家里,母亲仍然拿不出两元钱,我又哭又闹,就差躺地上打滚了。无奈的母亲跟邻居借了两元钱,把我打发了。我哭得两眼通红,回学校把那钱交给老师,老师用怪异的眼神看着我,目送我回到座位,她应该心中有数,我那二元钱来得不容易。
转眼到了夏季,学校要求学生做校服,发了一套样品拿回家征求家长意见。女孩子是白上衣小格子短裙。母亲接过校服展开只看了一眼就说,“这衣服能穿几天?这么贵!”那时候还没有“地球变暖”,辽宁这地方适合穿裙子的温度也就半个月多一点。关键是穷,一件衣服要能穿二到三季才好,衣服要结实耐穿才是王道,漂亮与否根本不在考虑范围。我多么希望有那样一套衣服,长这么大还没穿过裙子。然而,母亲给与否定的答复,其他家长也没通过,校服成了所有同学可望不可即的梦。
本溪是座山城,学校位于半山坡上。操场不大简陋至极,黄土铺就的地面,下雨天走在上面鞋底会沾上好大一块黄泥巴。上下课没有现代化的电铃,连手摇铃铛也没有,用的是最原始的方法,把一段不到一米长的铁轨悬挂在木桩上,用铁锤敲击发出铛铛的声响。坐在靠窗的座位,快下课的时候,能看到那个敲“钟”人手提铁锤走向那块道铁,心里暗自高兴,终于要下课了。一如罗大佑《童年》里唱的:“等待着下课,
等待着放学, 等待游戏的童年。”
我们的班主任是位中年女老师,严厉而苛刻。有一次上课的时候,只见她讲着讲着突然拿起手中的黑板擦抛向一个男同学。哇!好准啊!不偏不倚正好打在那个男同学的脑门上。瞬间,一股殷红的血液顺着脑门流到鼻梁、嘴唇......,那男孩居然一动不动地任其流淌。班主任老师也被自己精准的手法和意料之外的后果惊呆了,快步走向那男同学,从兜里掏出手绢,擦拭男同学脑门上的血迹。估计是那男孩没认真听课,惹恼了班主任。
比起班主任,那些师范学校即将毕业来学校实习的“实习老师”更受学生们的欢迎。他们年轻,甚至稚气未脱,像大哥哥大姐姐一样,课间和我们一起唱歌跳舞做游戏,不检查我们的作业。在实习老师面前我们无拘无束没有一点压力。相处仅仅短短一个月感情甚笃,临走还送我们一些铅笔之类的小礼物。送别时同学们都哭了,那绝对是真情实感。
这是我们部分同学和实习老师的临别合影。
那个年代学习上的压力不大,不排名次,不搞强行补课。所谓补课是因病或因事缺课了请老师简单讲一讲落下的课。寒暑假发一本统一的寒(暑)假作业本,每天做一页。作业本集知识性趣味性与一体,对同学们很有吸引力。
我的高中同学翟MY居然能把小学寒假作业保存七十来年,让我惊叹不已。绝对是文物级的。他晒在微信群的作业本,我借来一用,让大家见识一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小学一二年级的寒暑假作业本。
作业本的封面
语文算数一本作业本全包括。
彼时正是半岛战争时期,作业本带着时代的烙印。


我在新生完小读了二年半,1956年秋季开学升入五年级时,我们一部分同学按家庭住址分流,集体转学到“民生小学”,那是一座为适应人口增长生源增加而建的一座全新的学校,我在那里又读了两年,直至小学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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