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自《晚清政治史：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上）》， （去当当购买），王开玺著。东方出版社

1859年6月，英、法两国公使乘坐军舰，耀武扬威地闯至大沽口外。清政府认为，英、法两国“既为议和而来，中国总以诚信相待，断无疑虑”，要求英、法公使所带从员不得超过二十名，且不得携带武器，以免引起“民情惶骇，滋生事端”。从北塘河口入京换约。但英、法侵略者却恃强逞横，蛮横声称：“定行接仗，不走北塘。”咸丰帝不愿因此而导致中外冲突，训令清军守将僧格林沁，只可“加意严防，不值与之用武”。

但是，咸丰帝及其大臣们亦不愿示弱于外夷，仍力图以民扰夷，以民攘夷，为大清朝保存一些脸面。因此，当部分英法侵略者在大沽口外悍然登岸，靠近清军炮台时，僧格林沁遂“派令武弁，改装易服，扮作本地乡团”，出面进行阻止。第二天，当英、法侵略者再次企图登岸时，僧格林沁又派地方官员向英法侵略军告以“本处团练，不知轻重，恐有损伤，致伤和气”，同时“又改派武弁数名，扮作乡团，向岸往拦，以助声势”。

英、法联军不辨真伪，真的以为清政府官员平和相待，只是一些不知轻重的百姓民团自发进行阻拦，这也是造成英法联军恣意强闯大沽口的一个重要原因。结果，英、法联军被清军打了个措手不及，惨败而逃。

1860年1月，清政府官员即已获得夷人“有兴师报复之信”，故已“咨行镇道各官，令其密饬所属，先于沿海村庄团练民勇”，希望能够在日后的战争中以多胜少，“以逸待劳，以主拒客”。

同年7月，英、法联军对华再次发动大规模战争。当英法联军到达山东烟台海面时，咸丰帝曾指示山东巡抚文煜，“将团练事宜迅速举行，使该夷知众怒难犯，不敢肆行滋扰”。

8月1日，北塘陷落，大沽炮台已是腹背受敌。8月20日，咸丰帝谕令光禄寺少卿焦祐瀛、翰林院侍讲学士张之万等，“驰驿回籍，办理团练”。21日，又谕令御史陈鸿翊“回籍办理团练”。22日，咸丰帝再次谕令焦祐瀛等人，“飞速前进，驰抵天津，赶即出示，晓谕四乡居民，激以大义，并悬赏格，令其同心杀贼。该夷如不受抚，竟来扑犯，即纠集团勇，痛加剿洗，使该夷知所畏惧”。但是，焦祐瀛等人鉴于天津城已于24日为英法侵略军占据，担心出示举办团练，“该夷必立起衅端”，不敢召集团练御敌。

咸丰帝此时对团练能否御敌攘夷似乎亦有些动摇，一方面谕令大学士桂良、直隶总督恒福为钦差大臣，赴天津与英法议和，另一方面又谕令焦祐瀛、张之万等人，可暂在天津附近“召募壮勇，联络声势”，“如该夷有北犯情形，虽迎击不能得力，尚可跟踪追剿”。在桂良等人与英法联军议和期间，咸丰帝又多次谕令焦祐瀛等人尽快召集民团，对准备北犯的英法军队“一面迎头截击，一面跟踪追剿，务使该夷于由津至京要隘处所，节节阻拦，不敢长驱直入”。

稍后，英军扬言即将进京，焦祐瀛等人上折陈述举办团练的七大困难，奏请清廷不可过于相信和依赖民间团练，“速定抚局”。但是咸丰帝决不肯轻易放弃其“以民制夷”之策，一方面命焦祐瀛等人明确回奏：“天津民情是否忿恨该夷？抑或外强中干？”除武清、静海两处之外，其余各处民团“能否兴办?”

另一方面表示“该夷肆行狂悖，所求各款断难允准，刻下惟有与之决战后再抚，舍此别无办法”，通知他们即将向其拨发三万两白银，用以“招集民团，立悬重赏”，命他们采取所能采取的一切方法与手段，“或俟该夷北犯时，跟踪追剿；或于夜间轮流暗袭，使其刻无休息，以疲其力。总使步步牵制，使该夷跋前疐后，攻剿方有把握”，并特别谕令其“切勿以有碍抚局为虑，是为至要”。也就是说，他们不必考虑清正规军在正面战场上的战、和与否，也不必考虑清政府议和代表与外国人的谈判进行得如何，只要有能力，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向英法军队发起猛攻。

无奈清政府允准拨发的募勇经费三万两白银，总不能如期解到，焦祐瀛等人“虽欲招募而款无可筹，军装器械，枪炮火药，一概未备”，而由当地富商张文锦控制的天津练勇，只能防匪，“未便调赴北路防夷”。咸丰帝以民制夷的希望始终不能如愿。

9月9日，英法联军自天津出发，沿运河向北京方向进犯，相继突进至北京东面的马头、张家湾一带。咸丰帝一面斥责桂良、恒福等人办事不力，撤去其钦差大臣职务，改派怡亲王载垣、兵部尚书穆荫等赶赴通州与英法联军议和，一面叠谕恒福、焦祐瀛等人，“该夷既不受抚，朕意惟在与之决战”，然“大兵剿击，尤须民团协力，相辅而行”，命令他们“速即招集津郡一带民团，悬赏杀贼，破格优奖。一闻马头开仗，即行进击”。

9月18日，清政府与英法议和谈判失败。僧格林沁愤而将前来议和的英国代表巴夏礼等擒获。咸丰帝闻此奏报后，极其主观地认为，僧格林沁与英法开仗已是“大兵获胜”，英军的“巴酋善于用兵，现在就获，夷心必乱，若更以民团截其后路，可望一鼓歼除”，谕令恒福、焦祐瀛等“乘此声威，激励团勇，一涌而前，痛加剿洗”，满心欢喜地以为，清军又可以获得如同1859年6月大沽口痛歼英法联军那样的伟大胜利。却不料想僧格林沁所率清军于当日（即18日），已经从张家湾溃退至北京东郊的八里桥。而咸丰帝一向寄予扭转军事、外交局面厚望的焦祐瀛等所募民团，此时只招募了五百人，“且多系仓猝应募，只能携带短兵（器），并无火器，又无号衣、锅帐等件”，故不敢向英法联发动进攻。在其给咸丰帝的奏折中，只好以“惟有令其伏于四路，遇有可乘之机，奋力袭击”。相敷衍，因为其是否有可乘之机，紫禁城内的咸丰帝是难以知晓的。

9月21日，英法联军对驻扎于通州至北京要道八里桥的清军发动进攻，这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的最后一战。科尔沁郡王僧格林沁、大学士瑞麟和副都统胜保所指挥的清军，虽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但最终也未能阻遏英法联军的兵锋，京城危急。咸丰帝以“办理和局不善”的罪名，撤去载垣、穆荫的钦差大臣，命恭亲王奕訢为“钦差便宜行事全权大臣，督办和局”。自己则于22日率领后妃、王公大臣等逃往热河的避暑山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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