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一位作者说过，论勤劳能干，加里西亚（今乌克兰西部）人不如小波兰——马佐夫舍（今波兰东南部及中部）人；小波兰人不如大波兰（今波兰西部）人；大波兰人不如德意志人。总之是越往东走，人越“懒”。本世纪初的著名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也提到一件有趣的事：当时在波兰人与德国人杂居的奥得河流域农业区，有些农场主在农忙时为提高工效，把农业工人的计时工资提高了一倍。没想到这一“物质刺激”手段在德波农工中引起的反应截然不同。德国农工受高工资的鼓励而把周工时延长了近一倍，以追求四倍于原薪的高收入。而波兰农工却反而把工时缩短了近一半，为的是在保持原收入的条件下享受更多的闲暇！结果，许多大量雇用波兰农工的农场主以高工资反而换来了农时的延误，令这些精明的日耳曼农场主大惑不解。

当我向一位波兰朋友提到马克斯·韦伯的这番话时，他的反应颇为强烈。他坚决认为韦伯作为德国人心存偏见，这番话是对波兰人的诋毁。他说：“波兰人并不懒。你到法国去过吗？去过的话你就会发现，法国人要比波兰人干活悠闲得多呢。与他们比，波兰人够玩命的了。”

我确实没去过法国，不过我相信他说得不错。但是显然，这番话实际上回避了韦伯提的问题，即波兰人与德国人哪个更“勤快”？事实上我去过德国东部，那里的人们对波兰移民的确有“懒”的评价，而前东德人本身又被西部同胞认为是工作态度较差的。因此，我想韦伯所讲的情况应该并非虚言。

其实这类问题我向好几个波兰朋友问过，他们的看法相当一致，而且奇怪的是，他们“不约而同”地都拿法国人做比较。我理解其中的原因之一是，波兰人传统上受法国文化的影响以及历史上形成的亲法情绪。数百年来，波兰人在面对德俄奥这些宿敌时常与法国结盟，波兰的思想文化与启蒙运动也深受法国影响，波兰上流社会以讲法语为时尚，波兰的许多文化名人，如居里夫人、肖邦等更是与法国有不解之缘。因此，波兰人处处与法国人攀比是可以理解的。不过在“勤惰问题”上他们只盯着法国人，恐怕还反映了另外的东西。

就在我来到波兰后不久，从电视上看到波兰议会上的一场有趣的辩论：在讨论剧变后的波兰向何处去时，一位议员提出波兰应向日本人学习，走日本“起飞”之路，在“苏联模式”的废墟上像战后日本人那样拼命工作，努力储蓄，以复兴自己的国家。但这一发言立即遭到大多数议员的反对，他们纷纷表示波兰不能学日本，而应该学法国，因为日本的道路不“人道”。后来我与几位波兰朋友谈到这件事，他们都赞成大多数议员的看法。他们说，“日本人不是人”，我们“吃不了日本那个苦”，而法国人过的那才叫人的生活。

显然，波兰人不愿与德国人比“勤”与他们觉得“日本人不是人”是同一个意思。在欧洲，一般认为德国人守纪律，讲工作效率；英国人重传统，有绅士风度；而法国人懂生活，日子过得潇洒。波兰人不追求德国式的效率却向往法国式的潇洒，这对于向市场经济过渡显然是不利的。而这里无疑有传统的因素。

波兰人中那种怕“流汗”、图安逸，不求赚大钱、只求得清闲，不图发大财、只图得悠哉的现象，可以说随处可见。转轨时期波兰失业率之高冠于东欧，而其中有一部分是不愿就业于繁重工作、宁愿待在家里领失业救济金的不良现象造成的。因此就出现了这样的怪事：一方面政府和社会为高失业率而烦恼，另一方面大量不“潇洒”的工作岗位无人问津。报纸上充斥着这类岗位的招工广告，前苏联各国和罗马尼亚、保加利亚等国的外籍劳工也因此大量涌进波兰，造成一系列问题。“怕流汗”的另一表现是，只求提高工资而不想提高劳动效率。变革后波兰增加了一些新的节假日，相应地取消了另一些带有旧的政治色彩的节日，然而这些日子仍算作假日，因为人们对于在这些日子休息已经“习惯了”。再加上变革后许多行业的休养假也延长了，便使得目前波兰在业职工年工作日比变革前明显减少。这对于“青黄不接”、百废待兴的波兰经济是很不利的。尤为可怪的是，这些缩减工作时间的举措大都出自工人的要求，这在失业率如此高的条件下是有悖于市场经济常规的。在西方，每当失业高潮期，工人运动的目标之一是反对资方削减工时、强制“休假”；而每个工人的个人行为则倾向于努力在工作中表现自己，以免为就业竞争所淘汰。当然，波兰的这种状况与体制改革未到位，“大锅饭”遗存较多有关，但波兰人在传统上不够勤奋，恐怕也是原因之一。

波兰人的休假日不但特别多，而且到时休息是“雷打不动”的。节假日里不仅“第一职业”的工作全停，“第二职业”也照样“放假”，极少有人牺牲他们所看重的悠闲而在节假日去“捞外快”。像我国流行的那种“星期日工程师”，在波兰是看不到的。最后，在波兰不仅节假日几乎一切经营与劳作全停，而且在夏天整个“休养季节”，社会都似乎处在半瘫痪状态；人们纷纷离开工作而涌向国内外不同等级的休养地，商业往来、学术联系乃至行政公务，都往往找不到对象。商界人士称之为“生意淡季”，而我们几个中国人则感到这是个“无聊的季节”。固然，我们知道在整个欧洲乃至西方世界，人们都把休息看得很重，但波兰人在这方面似乎是比较极端的。相反，不但在东欧谋生的中国人为赚钱几乎没有什么节假日观念，日本、香港地区以至越南人和蒙古人也没有那一套。在欧洲人中新教民族一般比天主教民族要富于敬业精神，就是在同为天主教而且都是前“大家庭”成员的匈牙利，也没有波兰人这么“雷打不动”。捷克虽是新教民族，但变革前实行彻底的“大锅饭”体制，市场经济色彩比波兰要少得多，然而我在捷波边境的小城切钦见到的一个捷克学生也说波兰人过于懒散。而我在布拉格与布尔诺的访问中看到，至少捷克人还有在节假日谋第二职业的。

波兰人不仅不求“大发”，只求“潇洒”，而且积累欲淡漠，赚了钱往往就在休假中“潇洒”地花掉了。他们很少有投资观念，华沙证券交易所开张已有很长时间，但交易一直不及匈牙利的股市兴旺，更从未出现过我国目前的“股票热”。另外，相对于波兰人的收入与消费水平而言，他们的储蓄率也是较低的。

总之，波兰人是个“不怕流血而怕流汗”的民族。褒之者可以说他们不仅勇于牺牲，而且活得潇洒；贬之者可以说他们长于争取政治民主，却绌于投入市场经济。这种状况的原因恐怕是多方面的。天主教传统的保守性，缺乏以创业、积累来荣耀上帝的所谓“新教伦理”，“大锅饭”体制带来的惰性，都是原因之一，但与波兰人长期以来形成的民族心理状态肯定也有关系。不过，我并不认为这就是永久不变的“劣根性”。在走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波兰人是会“勤奋”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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