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棣博士，独立经济学家，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兼职教授，中山大学管理学院兼职教授，曾出任多家内地及海外世界500 强级别的集团公司高管。本文节选自其最新作品《少数派的财富报告》

提要：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而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金融抑制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比较特别。

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来说，利率水平的高低对他们的储蓄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凯恩斯，1936），储蓄与存款利率成正比，利率高，储蓄多；利率低，储蓄少。但这个模型的前提是，利率要对个人储蓄产生实质影响，个人或家庭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有比较完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有比较健全的消费信贷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可以根据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需要来决定储蓄的数量。

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下，低利率或者金融抑制不但没有给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低利率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的正面效应。由于中国的利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甚至是负利率，居民的储蓄资金无处可以稳定保值增值，只能存入银行，成为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资金来源。

在中国的负利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型里，只要将生产要素由劳动力替换为储蓄资金，将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替换为大量的低收入阶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刘易斯对劳动力供给的模型发展为金融压抑下储蓄资金的供给模型，从而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从储蓄角度看，政府通过压低储蓄利率，变相将一部分的居民个人储蓄转移成政府和国企的储蓄或者资本来源，用于项目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显然，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它们以极低成本获取资本和信贷资金，对有些企业来说，政府甚至给予保障性资金供给的支持，从而使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加强。

从20世纪80年代到2009年，在国民储蓄构成中，居民储蓄从60%降到40%，而企业储蓄从20%升到40%。这反映了什么？这间接反映了企业得利多过于居民个人得利，居民牺牲了自己本来应得的储蓄利息收益。换一个角度看，事实上政府成建制地将居民应得的储蓄利益转移给了政府特定需要支持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它们在这其中赚取到了高额利润。

在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体制下，低利率可以看成是居民个人向政府和企业的让利行为。负利率，则可以当成是居民个人的储蓄财富直接“被转移”，不是转移向更需要财富的穷困阶层，而是转向更具统治地位的权贵阶层。从金融压抑的机制来看，其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以强制的方式将社会资金以低成本集中起来，然后配置给既定的相关利益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林毅夫说得不错，穷人向银行存款实质上是补贴富人。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反映，45%的发达国家银行以及15%的发展中国家银行通过调查认为，在信贷市场上，大企业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导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一般认为，大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大，银行放贷操作成本小，风险低，因此银行均倾向于向大企业放贷，从而挤占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

金融抑制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比较特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