渔民和农民最根本的不同在于其从事生产活动时所利用的生产资料不同。生产资料是指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需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农民种地，农民生产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农具和集体经济所有制的土地；渔民捕鱼，渔民生产时所需要的生产资料是渔具和国家所有制的天然水面。

在人类历史发展当中，人们为了生存，不仅向土地要自然资源，还随着认识范围的扩大，向水体索要生产和生活物质。人们纷纷从河湖,江海中索取各种渔业资源.他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发展了一系列的水体采猎活动，并成为人们生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各种水体当中,人们的劳动对象主要是 鱼类 ， 两栖类 ， 爬行类 和 哺乳动物 ，海带等水生植物.。他们用船只作活动平台，用鱼叉，网子等专用设备作工具，在一些河流，湖泊和海洋区域形成比较固定的活动场所。河流湖泊和海洋成为人们赖以生存的根本。

渔业学，是研究渔业生产、捕捞、养殖的科学。涉及生物学、生态学、 海洋学 、经济学和管理学的知识。广义的还包括水产机械和水产品加工方面。由于海洋中有丰富的鱼类，陆地动物肉类产品过度消耗对人类健康产生威胁，鱼类资源逐渐成为人们蛋白质的主要来源。过度捕捞也引起人们的注意，水产养殖在全球正在成为上升的产业。



当渔猎生产由手工捕捉、棒打石击、作栅拦截、围堰竭泽，发展为钩钓矢射、叉刺网捞、镖投笼卡和舟桨驱取之时，渔业开始成为人类最早的经济形态之一；随着人类对劳动对象的了解，从随意的摄取演进到识别其品种与习性、适时地捕捉与蓄养，渔文化在生产领域率先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物质成果，并由此衍生出其它的文化形式。

长期以来，中国先民们留下不少极为珍贵的渔文化遗物：如周口店山顶洞人钻上小孔、涂有红色的草鱼上眶骨，新石器时代的鱼钩、鱼叉、鱼镖、鱼枪和石制、陶制网坠，仰韶文化的典型标志“人面鱼纹”彩陶盆，殷商时代．“贞其雨、在圃渔”的甲骨卜辞，象征双手拉网捕鱼、用手持竿钓鱼的甲骨文字“渔”。挂在山顶洞人脖子上、用野藤串的贝壳项链，不亚于当今的金银首饰；古人“以贝为钱”，影响到“财、贸、贵、贱、赚、赔等字的形成。

在幅员辽阔的中华大地，渔文化呈现出千姿百态：如香港渔民的天后诞、澳门百姓的妈祖祭、太湖渔家的献头鱼、湖南汉寿的鱼龙会、山东即墨的上网节、天津北塘的跑火把、山区百姓的木雕鱼、青藏高原的牛皮船、安徽黄山的蚌壳舞、浙江温岭的大奏鼓、江西鄱阳湖的渔鼓鱼灯、福建浦源的鱼溪鱼冢、白洋淀渔家的船轿迎亲、新安江“九姓渔民”的抛新娘，渔文化作为一种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形态，推动着各地历史的创造和文化的传承。

在新时期，中国渔文化融进了现代科学技术、新闻媒体和市场经济精髓，内涵迅速膨胀、功能更为显著、交流日益频繁：如浙江舟山的海鲜美食节、江苏泗洪的金秋螃蟹节、山东田横岛的祭海民俗节、广西阳朔的渔火节、博鳌渔家的平安节、台湾省台东的旗鱼文化节等，呈现出大型化、现代化和国际化趋势。

文化的本质是以文“化”人，通过智慧的启迪、知识的传授、环境的熏陶、情感的诱导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促进社会全面进步：燧人氏教人捕鱼、伏羲氏教人结网，舜“渔雷泽、雷泽之人皆让居”，吕尚受封齐后兴渔之利、使齐成为大国，范蠡著作《养鱼经》、开创世界渔书之先河。里革“断罟匡君”之忠、“羊续悬鱼”之廉、王祥“卧冰求鲤“之孝、庄子“濠梁观鱼”之乐等等，均以熏陶、濡染、启迪、激励等方式，发挥其教化之功能。

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孔子曰：“钓而不网”，周代渔人置柴木于水中、诱鱼栖息围而捕取的“罧”渔法，是今日人工鱼礁的雏型；汉代渔人置木制红鱼于水中，引鱼上钩，成为后世拟饵钓之先导；东晋渔人以长木击板、惊吓鱼类入网的“鸣木良”，成为后来的声诱渔法；东海渔民以绳编连植于滩涂的竹子、捕获退潮时被竹枝所阻鱼类的“沪”渔法，成了大上海的简称。我国周代关于禁渔期、禁止毒鱼和密网捕鱼等规定，正是现行《渔业法》对渔具、渔法的限制。

中国渔业“十五”发展规划提出发展休闲渔业。它主要是利用渔村设备、渔村空间、渔业生产的场地、渔法渔具、渔业产品、渔业经营活动、自然生物、渔业自然环境及渔村人文资源，经过规划设计，以发挥渔业与渔村休闲旅游功能，增进国人对渔村与渔业之体验，提升旅游品质，并提高渔民收益，促进渔村发展。

休闲渔业不仅为渔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和经济价值，而且拓展了渔区发展新空间，开辟了渔业发展新领域，对渔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和渔民转产转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