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壹读iRead记者 吴久久 潘晓凌

刘家辉在拍摄开始前在车厢里做俯卧撑。“永远不要低估你自己。”他引用偶像李小龙的这句名言激励自己。刘家辉是天津一所高校软件专业的大二学生，利用假期时间兼职做群众演员。

2003年，周延跟朋友合伙开的影视公司赶上了非典，第一部投拍的电视剧黄了，公司关门，周延只好又回到北京。这时候，一个大师兄打电话来，问他愿不愿意当老师。

那位大师兄在一所民办演艺学校的影视表演系当系主任，正缺老师，尤其是周延这样正经中央戏剧学院毕业的。

周延正好处于赋闲中，于是应承下来，成了一名民办演艺学校的老师。

那一年，正是影视类学校大举扩张的年头。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火热的艺术表演类专业一直没有降温的意思。在许多家长眼中，学表演就意味着将来大红大紫，当明星，走红毯。

于是，北京的艺术表演类学校和培训机构遍地开花。一所化工类大学的领导也找到周延，请他去做表演系教师。

周延觉得这事儿不靠谱，还不如民办学校。

那所学校在北京西郊的一个部队大院里，宿舍就是部队营房，学生1000多人。学校老板花了一笔钱，把部队礼堂改成剧场，盖了舞蹈教室和排练场。学校聘请了一些中戏的离退休老师，老人家正好赋闲难受，乐于发挥余热。

周延带的第一个班，十几个学生，最小十四五岁，大的刚20。表演系学费一年一万五，杂费另算，加起来两万打不住。

第一堂课见面，下课了他准备回家，一个十五六岁的学生跑过来，把他的车拦住了，递给他一个小盒子：“这个我妈妈让我交给您的，您一定收下。”

周延推掉了。随后就接到了孩子妈妈的电话：“就是个翡翠摆件，老师是不是嫌分量太轻了呀？”周延才知道这孩子家是做珠宝生意的，送他礼物的意思，是让他“别太难为孩子”。

十来个学生里，有一半人没打算从事演艺行业。上得起这类学校的，家境都不坏。他们只是希望孩子找个地方待着，比到社会上混要强。

一个公安系统干部的子弟学了两年表演，就穿上警服念公安大学去了。另一个家境富裕的北京孩子，周延看他是个当演员的好料子，但是人家志不在此。毕业后，那孩子回去接了家族生意。

周延还得上课，他得尽自己的职责。

他找学校，想排一出大戏。在他受过的专业教育中，这样的训练是必不可少，甚至是至关重要的。他用外国漫画改编了一出舞台剧，可是学校的老板嫌麻烦，又花钱，死活不肯给钱。周延只好带着一帮学生在教室里排，做道具。

几经周折，周延拉到了赞助，这出戏不仅在学校演了，还受邀到各地巡演，刨除排练成本和给学生的劳务费，他们还为学校挣了一笔钱。

学校老板乐得合不拢嘴，跟他说，回头再来一个。真排了下一个，老板看不能挣钱，立刻抹下脸走了。

2007年前后，一面是同类学校多，另一面，家长也渐渐明白上这类学校是混日子，学校招生越来越难，招来的学生质量也越来越差。

有个男学生，刚来周延就看出，他有严重的口吃和口音，而且两条腿不协调。可是家长非得送过来，孩子也非得念表演专业不可。

孩子爸妈拉着周延说，这孩子在少年宫唱过歌，上过电视剧，跑龙套，10岁时就有副导演拍着肩膀，夸这孩子不错，可以当明星。

学校最终收了他。两年后毕业，他去上海考了公务员。

也有学生就是奔着演戏来的，可是比起专业院校的毕业生，他们毫无优势。

周延眼看着好几个学生，为了留在北京演戏，白天去各个剧组送简历，到了晚上，男孩子去网吧当网管，女孩子去酒吧街卖啤酒，折腾几个月，房租都交不上了，只能老老实实回家。

周延终于觉得，在这个学校待着实在不是个事儿，于是辞了职。后来听学生说，学校招生越来越少，眼下已经只剩下几十个人了。

他在那所学校前后教了两个班，40多个学生，最后还在干演艺行当的，不到十分之一。有一天，有个还在当演员的学生给周延打电话：“周老师，我的电影上片了，《投名状》！”

周延问：“你跟剧组跟了多久啊？”

“三个月。”

周延一听挺高兴，三个月跟组，意味着至少是个角色。他从网上下了片子，一帧一帧从头看到尾，没有发现那个学生。

他给学生打过电话，学生挺不好意思：“拍了挺多的……怎么都剪掉了……”

过了些日子，那个学生的电话又打过来，依然兴高采烈地：“周老师，你看一下陈可辛导演的剪辑版，里面有一个镜头有我！我演一个清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