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园有桃》让我们学会通达、隐忍和开释

 原文：

园有桃，其实之肴。心之忧矣，我歌且谣。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园有棘，其实之食。心之忧矣，聊以行国。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彼人是哉，

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注释：
之：犹“是”。肴，吃。“其实之肴”，即“肴其实”。
之：犹“其”。
歌、谣：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此处皆作动词用。
士：古代对知识分子或一般官吏的称呼。
彼人：那人。是：对，正确。
子：你，即作者。何其：为什么。其，作语助词。
盖（hé）：通“盍”，何不。亦：作语助词。
棘：指酸枣。
聊：姑且。行国：离开城邑，周游国中。“国”与“野”相对，指城邑。
罔极：无极，无常，妄想，没有准则。

译文：

园子里的树上结满了鲜桃，那些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低唱着伤心曲浅呤着歌谣。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清高孤傲。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为好？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园子里的小枣树枝繁叶茂，那些鲜美的果实可吃个饱。但我内心里充满忧伤情怀，姑且到广袤田里转悠一遭。那些不理解我痛苦的人啊，肯定说我书呆子是大傻冒。这些通达之人说的很对啊，但请你告诉我怎么办才好？我内心里无尽的忧伤情怀，普天下之人你们谁能知道！你们谁能真正理解我心啊，我还是不要空自伤怀的好！

鉴赏：

《园有桃》全诗给人以“欲说还休”的感觉，风格沉郁顿挫。诗以四言为主，杂以三言、五言和六言，句法参差。押韵位置两章诗相同，前半六句韵脚在一、二、四、六句末；后半六句换韵，韵脚在七、八、十、十一、十二句末，并且十、十一两句重复，哀思绵延，确有“长歌当哭”的味道。

 “园有桃，其实之肴。园有棘，其实之食。”

在园中种植着桃树和酸枣树，因为它们都会结果，果实可以用来食用。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诗盖以园之有桃棘必待人树之，以喻国有民必待君能用之。”这句话是说人们种植桃树和酸枣树，是因为它们有价值，能够结出鲜美的果实，那同样的道理，一个国家的统治者，要任用有价值有贤德的人，才能为这个国家的发展带来硕果累累。

“心之忧矣，我歌且谣。心之忧矣，聊以行国。”

诗人望着满园的累累硕果却忧伤起来：连这样平凡的植物的价值都会被人们认可，而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想为自己的祖国做点贡献，却不为人所理解，也不为统治者所重用。看来自己还真不如园中这些果树呢。想到这些他又怎能不心生悲凉之情呢？心中忧郁如何排解呢？诗人一开始是想通过歌谣抒发心中的想法，希望被人理解，而偏偏结局令人失望，诗人的真情歌唱没有知音，面对这样残酷的现实，他只能选择出游，姑且宣泄心中的悲伤失落之情。然而用这种吟唱出游的方式宣泄怀才不遇又有什么用呢？即使旅行中看到再美好的景致又怎能让自己开怀呢？

“不知我者，谓我士也骄。不知我者，谓我士也罔极。”

     世人不但不理解他，甚至认定他是骄傲自大，还批判他是违背常理，荒唐至极。这真的让诗人痛心疾首，百口莫辩。为什么人们会产生如此这般误解呢？因为诗人的身份是贵族，我们从诗的字里行间不难看出诗人的贵族身份：家中栽有果树，心生不快可以吟诗，可以出游，他身为“士”的身份让人们觉得：你作为贵族衣食无愁，还在那里作什么无病呻吟？你所谓的忧国忧民其实就是装腔作势，故作清高，自命不凡。

那么我们不禁要问：就因为诗人是贵族出身，就不能忧国忧民了吗？对于当前昏暗的世道诗人就不能表达自己的不满和意见了吗？这样扭曲的误解又怎能让诗人接受？

“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忧矣，其谁知之？其谁知之，盖亦勿思！”

那些人认为：魏国统治者说的话绝对正确，你却在这里表达自己的种种哀怨不满，你到底想怎么样呢？”

这样的责问当然令诗人愈加痛心，说出这样苛责自己的话，应该是在国君身边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小人。魏国确实不久就被晋国所灭，这个结果与统治者身边这些见风使舵，谄媚奉承的宵小之徒是有关系的。面对这样的责问，诗人只能是无奈和感慨：他心中对国家的忧虑又有谁能知道呢？

所幸的是诗人在最后作出了自己的理智选择：他不沉溺于失望或者深陷于失落，而是选择了更豁然的自我开释：其谁知之，盖亦勿思。既然没有人了解我，没有人采纳我的建议，那我也不必整天这样徒然忧伤了，就不再去想这些问题了吧！

诗人面对世道的昏暗，满腔的爱国热情，却无处宣泄，无人能懂，心中忧虑不已，颇有一番“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感慨。让我们不禁联想到了楚国的屈原，屈原与诗人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我们可以比较一下：首先诗人和屈原都是当时的贵族 。其次他们虽然同为贵族，却又不是那种贪图享乐，不安于现状，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昏庸统治有着自己完全不同的看法。他们热爱自己的祖国，希望能够改变社会风气，振兴邦国。最后他们的遭遇也是很相似的：都是不被世人所理解，甚至被误解被诋毁，忧心忡忡，无奈而伤悲。但是面对相同的遭遇，《园有桃》的诗人和屈原选择了完全不同的姿态：屈原的选择是刚毅和决绝的，决不妥协，最后选择了投汨罗江，以死抗争；而这位诗人选择的却是自我开释，这并非懦弱的表现，其实也是一种人生处世的智慧态度。

屈原是伟大的，但他的选择或许是有些极端了，毕竟生命是宝贵的，既然世道昏暗，无法实现当下自己的理想和价值，那也可以选择隐忍，暂且保全自己，等待时机，也不失为君子之道，毕竟活着还是有希望的，哪怕希望再渺茫，总也是希望，如果死了，就什么也做不了了。

《论语》里孔子夸奖他的好朋友：“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说：蘧伯玉真是一位君子啊！当卫国政治清明的时候，他就出来做官造福百姓，而当国家政治昏暗，统治者无道之时，他就能够把自己的本领收藏起来，也不过于的悲伤失落，非常的通达应变。孔子赞他是位君子，因为他没有一条道走到黑，也没有明知不可为而为之，他有变通的智慧和隐忍的耐力，这才是能成就大事的基础。回过头来再看《园有桃》这首诗，我们除了为诗人的遭遇鸣不平，同情理解他怀才不遇的悲凉之外，也能对诗人的通达，隐忍和开释的心态有所思考，并加以学习，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极大的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