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日本明治时代的著名“国贼”，内村鉴三（1861～1930）度过了艰难而壮阔的一生。在其众多作品之中，演讲稿《给后世的最高遗产》也许是篇幅最短却流传最广的了。明治27年（1894），内村在东京附近的箱根基督徒暑假学校做了同名演讲，稿子随后发表，影响广泛，至今还是日本人爱读的教养篇章。其深入浅出、步步为营、穿插各种历史轶事和人物传记的讲述方式，甚是引人入胜。内村的提问很简单：如果我们不希望自己白活一辈子，想给子孙、世界留下一点痕迹的话，那会是什么？

他先谈作为遗产的“金钱”：用正当手段聚集财富，乃是上帝赐予的一种天赋，不一定是肮脏的。然而，会挣钱很重要，如何花钱则更重要。挥霍殆尽者有之，用于建功立业者有之。前者属于今生的享乐主义，而后者则通往一个超越性存在，亦即生命力远长于个人的社会事业。功业可永久铭刻一己之名，但建功立业除了需要金钱，还需要社会地位。赚钱与创立事业，有时候即便是庸才，只要有社会地位、政治资源或历史机遇，也可以实现。这两者在本质上不能用来判断个人才能的高低，但是，不管如何，金钱与功业确实是许多人留给后世的遗产。

那么，缺乏赚钱天赋和功业机遇的人怎么办？内村回答：他们可以通过写作留下自己的“思想”。写作可独立完成，不需要团队协作，也不需要社会地位或历史机遇。

然而，这些人也只是所谓的文人学者，绝大部分既没法赚钱立功、也没有写作天赋、没有做学问余暇的人又该怎么办？这才是大问题。到此，内村才道出了万人皆可为后世留下的最高遗产：“勇敢而高尚的生涯”——不管生活如何卑微，我们都应该相信这个世界绝非由恶魔控制，而是上帝在支配；应该相信这个世界不是绝望蔓延，而是希望永在；应该通过刚健又慈爱的人生实践告诉自己的周围：生命不是徒劳的悲叹，而是欢喜的过程。

金钱、功业、思想，这三者皆有被恶用的可能——为富不仁、贪污腐败、曲学阿世，触目皆是。这三者其实无法代表个体的完整生涯，在被扭曲、被异化的时候反而遗祸无穷。唯有在日常生活里实践最基本的信仰与德行，才称得上最普遍（人人皆可躬行）、最无害（不会产生灾难性的副作用）的人生遗产。

读到这里，中国读者可能会恍然大悟，内村所讲的“人生遗产”，恰是春秋时代叔孙豹所说的“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内村虽然调整了一下顺序，先从立功开始，后讲立言，最后是立德，但在重要性的排列上，立德高居第一位，与叔孙豹并无二致。但内村分析得更加细腻生动，就像中国经典总是一句定乾坤：“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而圣经律法总是不厌其烦地具体教训：“不可贪恋人的妻子、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田地、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

关于立言者，内村首先对小说表示了极大的反感，把它们斥为麻醉精神的“靡靡之音”。比如他就不喜欢日本人引以为傲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源氏物语》：“《源》确实给日本留下了美丽的语言，但它为鼓舞日本的士气做了什么？不但没做，而且还把我们变得懦弱如女人。”今日的女权主义者看到此话，肯定会拍案而起。不可否认，这确实是偏见，因为他对审美活动的独特性缺乏同情的了解。

其实，认为文艺会腐化灵魂、干扰信仰、侵害道德的思想家或宗教家不乏其人，柏拉图主张把诗人从理想国里驱逐出去，便是最典型的例子。尽管今天已经很少有人认同此类观点，但是面对娱乐至死的当代乱象，其中并非没有值得吸取的教训。至于内村，我们应该在明治大正时代的思想背景、以及日本这个过度追求“感性”的民族传统之下来理解他的偏激和“反动”。他之所以批判浮夸伤感的美辞丽句、风花雪月的文人趣味，与明治时代的启蒙思想风气有关，更来自于他峻烈、雄浑、严厉的旧约先知式的思想倾向（可以说他与同窗新渡户稻造构成了对比鲜明的人格双壁）。在他看来，文艺应当去伪存真，应当是和世界、和未来争战的精神武器。他不是否定一切文学，因为他把约翰·班扬的《天路历程》、自家女佣写的感人家信都称为真正的“文学”。班扬只读过两本书，其女佣甚至不识汉字只能用假名，但他却认为这些“文学”里蕴含着无以伦比的“纯真”力量。由此可见，内村批判的也许不是文学，而是缺乏真诚、缺乏生命活力的伪知识和过于孱弱的生命意志。相反，他提倡的“勇敢而高尚的生涯”，便是建立在解构外物、直指人心的生命主义理想主义之上，无论凡夫俗子，皆可修行实践，造福后世，传承薪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