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金融混业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达式，何况，中国又是如此非典的国家。因此中国金融混业在未来一个年代必然会演化出很多让经典论者看不懂、想不到的前景。

在美国，自危机爆发以来，对金融“混业”的争议始终不曾停息过，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识到：危机爆发前的美国已成为被金融寡头劫持的“香蕉共和国”，混业、集团化、衍生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需要对金融机构与业务的规模以及复杂度进行更多的“优化”乃至模式、监管上的创新，比如，分散化、非混业、去集团化，用更严格的金融与法律监管给有毒衍生品套上“去杠杆化”的紧箍咒等。但在当下的中国，来自大洋彼岸的教训与摸索却竟然没有市场。相反，金融混业正伴随着金融再全球化的波涛登陆中国的海岸，满城尽是“全牌照”。在形势、改革、制度、社会、行业、技术创新等各种变量的夹逼下，不管身处其中的市场参与者主动还是被动、积极还是无奈，也不论对混业或分业的共识是否达成，混业大势已不容置疑的铺展开来。而未来十年金融大爆炸的序幕、市场经济成熟化的新逻辑起点，也将在2013年的破局中找到伏笔。

金融混业在中国踉踉跄跄的全面登场，既非某些部门单方意志推动所致，也非各方达成共识后的结果，更非偶然，而是一种宿命，一段难以回避的缘分。这首先是中国市场经济从初级阶段向高级阶段升级的内在诉求。市场经济高级阶段的过剩，不仅是产品过剩，更表现为货币过剩矛盾空前凸显，独立于实体运行的货币量将越滚越大，更趋向于自我循环、自我运行乃至自我蒸发。而此阶段的主要特征是发达的金融市场和天量的金融交易出现，主要标志是金融混业的展开、以及各种金融衍生品交易在经济运行中的权重持续上升。其次也是工业文明走向金融文明的必然逻辑。高速发展的工业化和城镇化虽然为过剩货币提供了“锚”，使之经历了商品吸纳、要素吸纳与资产吸纳三阶段，但如今这些领域的吸纳能力下降，过剩货币需要寻找新的锚；而工业文明走向高潮后也有向金融文明递延的内在逻辑，混业作为金融文明的重要表达式，必然因此走向台前。最后，对金融机构而言，从分业走向混业也吻合“做大做强”这一企业原罪的自我膨胀。

然而，混业无疑会让各种经济金融关系变得更加错综复杂。在混业中，对私利的追逐、被“诱惑”俘获等人性弱点必然无限放大，鉴此，混业的发展会刺激各机构对暴利的追求，膨胀的私欲又进而催生出对金融衍生品等“杀伤性武器”的强烈偏好。过去在华尔街就有一句名言：“如果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就将它证券化。”目前，资产证券化在中国艰难重启（首批5百亿试点额度），既开启了银行业的新天地，却又将走上美国的不归路。因为所谓资产证券化，就是将欠流动性、但有稳定未来现金流的信贷资产，经过重组、打包形成资金池，并以将来产生的现金收益为偿付基础而发行的证券——次贷的引爆器CDO、CDS就是这么衍生出来的。而美国次贷危机的惨痛教训警示世人，衍生品的爆炸虽然催生了金融文明，却也像千层派一样被层层切割、转手出售，以致将全球纳入击鼓传花的游戏，从而把泡沫无限放大，蒸发力度空前。虽说当货币摆脱了有形商品的束缚（商品交易的一般等价物）自身成为买卖对象，其一般等价物就演变成概念，而概念也由一般的信息进一步收敛成明天的故事——卖预期，这是金融文明的本质特征之一；但问题是，这种卖预期的过程必然伴随着金融产品、业务乃至商业模式的走火入魔，如拼命拉长转嫁风险的链条，“谎言说上千遍也会变成真理”等——于是，混业交易越来越复杂，而人类往往又受到自身有限理性的困扰，结果随着金融混业的广度、深度不断增大，博弈者心理波动越来越激烈，对风险和机遇的把控也越来越力不从心，最终逃不脱“阶段性泡沫和崩盘几乎无可避免”的魔咒。这不是通过提高管理技术所能解决的（有国际上的前车之鉴），而是源于“过剩-蒸发-调整”这一市场原罪带来的宿命。

金融混业在不同阶段会有不同的表达式，何况，中国又是如此非典的国家。因此中国金融混业在未来一个年代必然会演化出很多让经典论者看不懂、想不到的前景。按初期（未来1-3年）、中期（未来4-6年）与后期（未来7-10年）分，前景大致如下：

混业初期：各种经典或非典的经营模式、业务模式，无论是全能型、金融超市型，还是带有某些“中国特色”的组织结构都将逐渐崭露头角，各方重在跑马圈地做大做强，重机会轻风险。大家都在“摸石头”，商业模式鱼龙混杂、泥沙俱下。此阶段属于中国金融混业的草莽期，由于法律层面尚没有充足依据为其保驾护航，同时分业监管体系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调整，以致对“综合经营”集团层面上的并表监管很难有效进行。此外，监管不统一，监管机构彼此竞争所造成的监管套利机会，以及不同性质、不同规模的金融机构事实上的不平等待遇等，都会转化为各种矛盾，在此阶段集中爆发。而在此背景下展开的混业之战，也必然是昏天黑地的混战、乱战。

混业中期：此阶段利率市场化将加速，而实体经济因为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危机“三化”的阴霾，以致无论是理财产品还是以财富管理名义出现的伪理财产品，利率市场化和刚性兑付这两大前提都被抽掉，所以，以信托、理财为主业的机构届时将迎来一轮大洗牌。尤其是那些将宝押在当下增长最快的、以地方财政作为显性或隐性担保的信托产品上的公司，如果过于激进，就很可能会因为信用、展期等问题而倒闭。因为这些信托产品大多投向基建领域，其交易对手主要是地方融资平台，而后者潜在的信用风险不小。可以想见，混业中期若爆发债务危机，很可能不再像过去那样表现为以银行为枢纽的三角债，而是信托与高收益债券的倒账。一旦成真，那么投资者在享受高息之后将血本无归。这是混业行至中场时的阶段性宿命，也是中国式的。诚然，届时行政性兜底还会出现，但手段将不会重现当年直接剥离坏账等做法，而是会权衡其社会冲击度等因素进行具体情况具体对待，比如“保”那些“大到不能倒”的，“放任”那些不足以绑架社会与国家的机构在市场的“筛子”中自生自灭。

混业后期：中国市场经济版本基本上接近从“新兴+转轨”向“成熟+经典”升级的尾声，资产资源品价格的市场化已完成，不同性质金融机构的国民待遇问题也基本解决。在此阶段，混业模式变得成熟，能够拥有一席之地的，既有经典模式，也有非典模式，其共同点是，都在金融混业层面拥有不可替代的核心竞争力。至于监管体系，经过初期与中期艰难的探索，也从分业跨入了成熟的混业监管时代。但另一方面，由混业引爆的市场危机更多地将以经典形式爆发，同时，成熟市场经济与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也会被进一步放大。因为这将是一个被人性充分捕获的金融体系，而这样一个体系与生俱来地缺乏稳定，并会产生动荡乃至成为危机之源。金融体系层次很复杂，衍生品也多样，资产资源品价格跌宕起伏。至于货币蒸发，则会以经典的方式产生，虽然蒸发是金融大爆炸的重要形式，也是经济螺旋发展不可或缺的过程，但蒸发的后果往往是“十年一轮回”的危机大平仓。然而，鉴于历经一个年代的摸索，欧美届时在混业经营上会出现更为成熟的模式（无论业务还是监管），或者走向新型的分业也未尝没有可能，因此对中国而言会有更多的借鉴；至于政府干预，固然不再如政策经济时代那样，不过权重与手段还是会有别于欧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