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整个人类都无法抵挡”的大数据已成为冲击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浪潮，而其理论缺陷却暗藏应用危机；比大数据更能说明变局的往往是浪潮中的灯塔，即大拐点。

全球热捧大数据。其吸引人的时代理由在于，工业数字化、手机智能化、信息云端化……所有这一切代表着未来IT 潮流的事物若没有大数据作为前提，将成无本之木。不仅如此，作为信息经济、技术经济的进步，“整个人类都无法抵挡”的大数据实际已成为冲击社会方方面面的历史浪潮。无论人们对数字、统计学与数据分析持有怎样的立场，一个不争的事实是，随着社交网络的成熟，云计算、物联网应用的普及，更多的传感设备、移动终端接入网络，数据收集、存储与运用的边际成本在降低，技术手段在提升，前所未有的“大数据”时代已然降临——一个浩瀚无垠的信息世界就这样流动在我们的指尖之上。经过结构性处理与运用过后的海量数据，在商业、政治、经济、金融、社会等领域，颠覆着人们的思维、改变着人们的行为，人对世界的掌控力也急速上升。

随之而来的是政府、大企业等数据帝国的崛起。在美国，拥有最多数据的联邦政府正推动大数据开放运动以促进自由社会。而拥有大数据的企业则在挖掘商机，Facebook2011年通过挖掘用户信息，以主要推送广告的形式从每个用户身上赚到5.11美元；英国“80后”创业者霍廷与大学教授博伦联手，通过对推特上每天超过3亿条推文进行抽样，对网民情绪评分并做成金融模型以预测证券市场趋势，成功率据称达87.6%……总之，大数据的核心是开放，开放产生价值。鉴此，中国服务业大发展也必须建立在公开、开放、为大数据的形成奠定制度基础之上，才能形成蓬勃之势。而中国证券业目前仅开放了极小的信息，与发达国家差距太大，成为行业进一步发展的羁绊。

大数据来自互联网的蓬勃发展，后者可以无穷储存、以瞬间光的速度运行，人们从个人知识的学习者变成电子数据丛林中的猎人与采集者，思考能力被搜索能力取代，个人思维被集体思维挤压，社会行为的“羊群效应”在网络世界被急速放大；大数据便是在此基础上提炼出相关信息，再用于引导人们的行为。小数据时代，人们只能研究个体无法研究群体；而在大数据时代，人的行为以数据形式存在，这使得群体研究成为可能。由于很多过去无法观察、无法描绘的领域都能被大数据加以量化、分析、描绘和证实，故而很容易转变为知识，并进行相应操作。这对于始终处于“测不准”状态的社会科学而言，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与因果链清晰的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最难的在于人行为的无序性、随机性，但是作为分子的个体行为一旦被放置在一个开放的数据平台中，就可以发现群体的相对稳定性。鉴此，将大数据视为社会科学的“显微镜”并不为过，它大大拓展了社会科学的可解释边界，同时也将开启一个人类行为研究的大爆炸时代。

然而，即便大数据有着非凡的时代意义，却依然难以掩饰其致命缺陷。这种缺陷来自大数据的理论假设。该假设以互联网为前提，以单向度的人们行为收敛于公约数为前提——因为网民生产和消费信息的过程，同时也是向互联网公司汇报个人偏好和隐私的过程，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Facebook比我们的父母更了解我们自己——尽管可以把群体行为进行合并同类项，但是，一旦投入到应用中，却会产生两种背离预期的结果：一、如果社会以博弈为主，大数据所提炼出来的信息就会被其他所对冲，若是参与对冲、对赌之类的博弈，其第三方的预测结论就将沦为某一个方面的变量，以致“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二、以此提炼出的信息或模型一旦得到广泛应用，就会让众多市场参与者下同样的赌注，如此形成的一致性预期会造成整个市场可怕的高度偏态乃至系统性坍塌。

这就是试图使用大数据进行相关市场预测的内生性悖论。而这样的悖论源自预测自身的特点。一种预测（假定该预测是对的）要成真，只有尽可能的保持中立与客观，只有尽可能的不参与，才能尽可能的准确，否则，就会陷入上述两种悖论，从而加大市场走势的不确定性，丧失了预测的意义。这也是博伦教授与“80后”霍廷分道扬镳的内在理由。归根结蒂，大数据的理论基础本质上与经济学中的理性预期派无异。该学派认为人类行为是理性的，模型也以此为假设，使用者非但不知道模型的缺陷（如模型依赖于某种不确定的假设等），反而因模型穿上了数学精确性的外衣而充满迷信，所以才有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垮台、期权定价模型的洋相，以及后来华尔街衍生品的“大失控”。

更何况，当“突如其来”、“黑天鹅满天飞”成为时代特点时，民众的感觉乃至主流观念往往总是一种滞后的错误，当错误被反复利用之后，又会重新碎片化。黑天鹅的逻辑是：你所不知道的东西远比你知道的东西更重要；很多黑天鹅事件都会被它们的不被预见引发并激化，一旦激化，便会造成极端影响。但民众感觉或主流观念往往都具有群体思维的逻辑特征，即简单的、线性的，缺乏发散性与开放性的，因此，它们从来不是捕捉黑天鹅的“猎手”，而是黑天鹅的“猎物”。当认知错误被反复证伪之后，偏见的共识荡然无存，人类行为也开始从趋同性走向碎片化。在此背景下，基于人类“羊群效应”的大数据“皮之不存，毛将附焉”？现实也表明，尽管在经济运行中已形成一系列所谓大数据（如钢贸、易贸、各类交易所信息、以及大型信息公司的产品等），但这些大数据目前基本上只能管半年左右的行情。总之，一旦出现超越正常的背景性变革，大数据就陷入无法趋势外推；若要硬性趋势外推，大数据就会沦为占星术之类的东西。

虽说在经典说法失去方向感、市场陷入普遍困惑的当下，炒作一招鲜式的绝对真理吻合浮躁社会的现实需求，但对大数据的追捧不能走邪入魔。如果对某些人或机构所拼命鼓吹的东西信以为真，以为有了大数据，整个社会就可以有条不紊，就很容易陷入计划经济窠臼；如同改革需要顶层设计，这种改革的理想主义与计划经济也仅半步之遥。当年苏联计划委员会几乎掌管着成千上万个产品供产销的信息，但这种“大数据”压抑了最大不确定的创新能量，而社会的进化往往是由这些不确定的创新能量推动的；当能量累积到一定程度却得不到释放，最终被倾覆的便是社会。20年前，有学者曾对控制成癖的人们这样说道，失控的21世纪即将来临，“开放者赢，中央控制者输，而稳定，则是由持续的误差所保证的一种永远摇摇欲坠的状态。”在一个以开放为主流的社会，控制只会导致更大的失控，而防止失控的要义就是促进开放、给予自由。这又从本质上颠覆了大数据所携带的“计划思维”基因。

大数据鞭长莫及之处，就是大拐点长袖善舞之时。尽管两者并不存在不可调和的对立，只存在版本层次的不同：大数据适用于正常、经典的社会或发展阶段，而大拐点往往更能说明变局，是复杂多边的时代浪潮中的灯塔——它是理解当下这个“黑天鹅疲劳”时代的钥匙，只要对横向切入线性思路的大拐点进行综合分析，就不难捕捉时代的脉搏与走向。相对于社会常态运行区间，大拐点是一个个“局外事件”，存在于“过去推导未来”的思维模式之外，过去的、线性的、经典的理论或经验都无法有力地预见它出现的可能性；但它对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领域的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颠覆。它形成于社会发展的“内在关系”，显身于社会大众行为的前后，它的登台往往是以小众、异类、非典的形式；但其历史性的展开，又必定会捕获普罗大众。进一步论述请关注下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