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人”方鸿渐
(2012-08-27 12:05:18)
标签:
杂谈 |
分类: 走进围城14 |
“多余人”方鸿渐
2011级14班 黄聪
小说《围城》是一个没有传统意义的英雄人物的小说世界,或者说,《围城》是一个反英雄人物的世界。
通常,传统的正剧或悲剧中的英雄人物,总是与环境处于正面对抗的状态。英雄人物与环境的关系通常是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譬如,中国古典文学中的经典英雄人物关羽不但武艺高强,更以道德力量威震天下。所以,传统意义上的英雄,不管是凭恃智慧或是依靠武力,都要比常人高出一筹,英雄的所作所为所思,总是大大地超越常人所能达到的“境界”。英雄总有某种超自然的“神性”,英雄的思维更是凡人的逻辑无法企及、无法追逐,英雄掀起的情感波澜也总是比凡人更广阔或更深沉。古典的英雄人物,除了孔武有力或智慧超人外,通常还具有某种坚定的信念,有着为贯彻信念而不惜自我牺牲的献身精神。或者说,真正的英雄都是有信仰的人物,都有着对崇高原则的坚定信念。
反英雄人物当然不是指反面或反派人物,而是一种让人“哭笑不得”的人物,他们既非君子又非恶棍,他们时而尖刻滑稽,时而孤僻困惑,在乱世之中不甘堕落,却也无法找到一条精神自救的道路。他们与古典英雄人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他们找不到一种坚定的信仰或崇高的原则。
反英雄人物是相对于传统英雄的一种特殊类型的人物,反英雄人物也是特定环境中信念危机的产物。方鸿渐可以说就是一位典型的反英雄人物。方鸿渐从未正面批评过某种社会或文化弊端,却常常在他的日常言行的不经意间喷射出对三四十年代中国社会问题或人性弱点的嘲讽。比如,方鸿渐刚刚回国,应邀到家乡的一所中学演讲,阴错阳差,方鸿渐忘了带讲稿,情急之下,方鸿渐只好当场“胡扯”:“……海通几百年来,只有两件西洋东西在整个中国社会里长存不灭。一件是鸦片,一件是梅毒,都是明朝所吸收的西洋文明”“……明朝正德以后,这病由洋人带来。这两件东西当然流毒无穷,可是也不能一概抹煞。鸦片引发了许多文学作品,古代诗人向酒里找灵感,近代欧美诗人都从鸦片里得灵感。梅毒在遗传上产生白痴”方鸿渐这一番“邪说”,惊得中学校长慌忙向听众解释“今天天气很热,所以他(方鸿渐)有意讲些幽默的话”。读者大概也认为方鸿渐的这些话语是他忘了带讲稿而导致“胡说八道”。但看看《围城》中的叙述和方鸿渐的一些思考,就会发现这位反英雄人物在中学的这番“演说”并非毫无道理。方鸿渐是在无意中道出了中国人对西洋文明的误读、误解、误用总是多于正面的、积极的吸收和利用。《围城》中另一处也说到:“不知怎样,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中国真利害,天下无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方鸿渐在家乡中学即兴演讲,是以“歪理”说出“正理”来。方鸿渐“幽默的话”却道出了海通几百年以来中国人对西方文明和西方文化的浅薄理解。方鸿渐的“邪说”与正统教科书上的论断可能大相径庭,却无意间触及了所谓“正统思想”的要害,歪打正着地指向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畸形文明的弊端。《围城》主人公方鸿渐是以漫不经心的“戏说”姿态,尖锐而深刻地对那个时代的社会问题、文明问题乃至人类生存之困境提出自己独特的看法。
但反英雄人物的人生态度是悲观消极的,在《围城》中,方鸿渐人生是一个失败失意的人生,他有能力也有智慧指出人的缺陷和世界的缺陷,却没有能力也没有智慧去构想去构造一个新的人生一个新的世界,在恶劣的环境面前,反英雄人物的言论总是“大于”行动,或者说反英雄人物的语言的是颇有锋芒的,但他们的行动却是迟缓、犹疑的,是听从于命运的摆布。反英雄人物选择的人生方向是逃避,而且是一次又一次的逃避。反英雄人物最终成为社会的“多余人”。赵辛楣评价方鸿渐道:“你不讨厌,可是全无用处。”这句评论真可谓一针见血。从世俗的角度来说,《围城》中的方鸿渐确实是一个怯弱无能的人物。方鸿渐留洋求学,却没有得到父母和挂名岳丈期待中的文凭,是学业上的“多余人”,回国后,在上海滩上和唐晓芙小姐恋爱一场后,也是以一个“多余人”的角色从情场上退却。勉强到了三闾大学,方鸿渐也很快被“挤压”成三闾大学的“多余人”,以被解聘告终。而在方鸿渐与孙柔嘉结婚后,婚姻“围城”内的纷扰也使得方鸿渐与孙柔嘉面临着分手的危机。在婚姻方面,方鸿渐再次成为“多余人”。
方鸿渐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小说《围城》不满于对那个时代的种种社会弊病,但是,《围城》又不是从社会批评的角度来正面批判那个时代。方鸿渐显然是那个时代的“多余人”,但《围城》对方鸿渐成为“多余人”的原因,并不都归究于环境的恶劣,而是从人性的“围城”现象,即人总是生活在某种环境中(“城内”),又对“城内”的一切感到失望,从“城内”突围后,来到“城外”后,或入了另一座“城”,便又发现了原先“城内”的好处,如此反复。这种人性的特征,或者说人性的矛盾,成为解释方鸿渐从一个环境转换到另一个环境的一种重要原因。或者说,方鸿渐之所以成为“多余人”,乃是由于人的某种矛盾的天性使然。如此,不但从社会环境文化环境这个外部因素来描述方鸿渐的多余特征,更从人的矛盾天性的角度,来暗示方鸿渐成为“多余人”的原因。这便是《围城》的深刻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