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记者说我是社会学家，其实我是人文学者。只是因为长期参与电视、广播和平面媒体的时评，不得不参与社会学研究。

     近年，长期参与各类规划的评审、论证，连年作为旅游商品的评委，受聘旅游监督员。所以，有很多感悟，更有很多思考。不仅是旅游领域。

        新常态下，对于各类规划、策划企业、中介组织的行政许可越来越少了，前置管理弱化了。如果没有科学的监管，鱼龙混杂，鱼目混珠者越来越多，骗子就会披着策划人的一张皮，到处忽悠。规划单位拿着资质乱用。结果是城乡规划、旅游规划品质下降，贻害很深。旅游商品造假劣质，坑害消费者。

      政府如何在新常态下更好地对中介机构、智力单位进行新常态的监管呢？

      我建议：“公共行政管理部门建立完善的公共信息网络，把各类规划、旅游商品评选、营销信息通过网络公示，建立物联网平台，所有的中介组织和智力产品、规划成果，都上网亮相。每个季度有抽签遴选业内专家，评议最优规划和最差规划，直接通报规划编制单位。每年评选最优建设项目和最差建设项目，每年评选最优旅游商品和最差旅游商品。每年评选最优旅行社和最差旅行社。通过物联网标注所有成果”身份证“，把顾客、消费者评议与专家评审结合起来。

        这种机制，应该引入到所有公共行政扶持的项目之中。包括文化产业项目的规划、建设，环境保护项目的规划、林业保护项目，文物保护项目规划和建设。

       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机制，是预防权力寻租的制约手段。但凡有公共财政扶持的项目，都存在权力寻租、利益交换的可能。仅仅靠纪检委的事后处分，绝对不是科学的机制。需要的是新常态的监管、预防机制。我从1999年呼吁引入第三方ISO机制认证，把监管程序化、系统化、责任化。把第三方监督纳入新常态。但是，不少政府机关进行的ISO标准认证，基本上是花钱买个证，因为那些认证机构几乎没有懂得公共行政管理的专家参与。几乎都是忽悠者。所以，眼下政府机关的标准化认证，信誉很差，就是因为没有公共行政管理专家参与第三方评估。中国之所以至今没有出现兰德、麦肯锡那样的咨询机构，就是因为看到我提出的公共行政管理标准化的理念，具有很大的咨询忽悠的市场，所以，趋之若鹜的抢钱。其实这些人肯本不懂公共行政管理标准化的机制是什么。因为他们绝对不懂我提出的公共行政管理标准化的系统、程序和职责的本质。所以，把严肃的国际标准认证做成了混钱的游戏，严重影响了国际标准认证的信誉和严肃性。

      新常态的中国公共行政管理学，必须有新的第三方专家团队的监督机制。必须用好互联网和公共行政信息公示、监督，监管。纪检委不是万能的礼器。整个国家机器的廉政和监管，更需要科学的机制。用制度提升政府的廉政系数，用机制约束公权力的腐败，与事后惩治腐败同样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