鲍照诗风“俊逸”的涵义

杜甫对鲍照诗的风格是很推崇的。他说：“俊逸鲍参军。”。“俊逸”一词，最早出自《后汉书·袁绍传》中《讨曹操檄》：“故九江太守边让, 英才俊逸”，是指边让（人名）才智超群, 卓尔不凡。杜甫借用此词来称道鲍照诗的风格，它的涵义不限于此当是显而易见的。

对于鲍参军的“俊逸”，历代学者众说纷纭。王夫之认为：“杜陵以‘俊逸’题鲍，为乐府言尔”（《船山古诗评选》），以为“明远乐府……吟咏往来，觉蓬勃如春烟，弥漫如秋水，溢目盈心。” 诚然，鲍诗艺术风格的“俊逸”特点，主要表现于其乐府诗中，这是他的乐府诗向民歌学习而富于创造性的结果。我曾作了一个粗略统计：《鲍参军集注》所选四十六首乐府诗（按：《乐府诗选》选有二十五首），王氏之评注（包括集说、杂集说）竟达二十一处之多。对《代放歌行》，王氏断然纵笔，以为此诗“ 以俊逸校胜, 如子美所云”。下面，我引出《代放歌行》全诗，看看王氏对鲍参军之“俊逸”是如何理解的。

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鸡鸣洛城里，禁门平旦开。冠盖纵横至，车骑四方来。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日中安能止？钟鸣犹未归。夷世不可逢，贤君信爱才。明虑自天断，不受外嫌猜。一言分珪爵，片善辞草莱。岂伊白璧赐，将起黄金台。今君有何疾，临路独排徊？

这首诗上半写小人为利禄而奔竞，下半设贤君爱才，劝旷士出仕，实际恐是讽刺当时人才的没有出路（参见朱东润《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如果撇开这首诗的思想内容不谈，单从其艺术手法入手，我们也不难看出：王氏所论“俊逸”，用他自己的话说，其实不过是“浑成”、“高朗”、“ 自有尺度”而已。显然，这是不足为训的。

有些学者理解“俊逸”时，他们的着眼点仅在精美上，认为精美即是俊逸。如吴挚父以《代挽歌》为例，认为“杜公所称俊逸，殆是此等”；而沈德潜在《古诗源》中认为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才具有杜甫所称的“俊逸”特色，他说：“少陵所云俊逸，应是此等。”如果我们对《代挽歌》和《玩》诗稍加分析，并略予比较，则可以发现：吴、沈所论“俊逸”，实乃重“俊”而略“逸”。显而易见，这是失之偏颇的。

现在，我们再来看清人方东树（植之）对“俊逸”一词的理解。在《昭昧詹言》中，方氏把“气骨”和“俊逸”联系起来，认为“李杜皆推服明远，称曰‘俊逸’。盖取其有气，以洗茂先（张华——笔者注，后同）、休奕（傅玄）、二陆（陆机、陆云）、二张（张协、张载）之靡弱”，又说：“学康乐（灵运）之沈厚、深沉，须济以明远之俊逸，乃免滞气。”认为《代陈思王京洛篇》非常奇丽，气骨俊逸不可及，非同齐梁靡弱无气。如果我们联系《代》诸诗，就不难看出，方氏所论“俊逸”，指的即是“直书胸臆”、“峭促紧健”，而绝不象今人丁福林所曲解的“‘直书胸臆’和‘俊逸’在字面上没有任何联系”，认为方氏既说直书胸臆为俊逸，又说有气为俊逸，实际上是概念模糊，前后矛盾（参见《文学遗产》一九八三年第三期）。

    今人曾君一、李伯勋等认为，杜甫所言俊逸，实则“直书即事而能留人，有真味动人”（《四川大学学报》一九五七年第四期并五八年第一期），我以为这是颇难自圆其说的。现在，我们对曾文所论之依据作一简略考察：清人方东树评鲍照“还都道中”诗道：“峭促紧健……以下皆直书即目，……直书胸臆，所谓俊逸也”；又在《昭昧詹言》中对“留人”、“真味动人”作了补充说明：“鲍诗全在字句讲求，而行之以逸气,故无呆蹇、缓弱、平钝、死句、懈笔。他人轻率滑易（按：即所谓不能字字炼、步步留）则不能留人，客气假象则无真味动人”；由此，作者便得出以上结论，并指出“直书即目”即是道路，“字句讲求而行之以逸气”是功夫，“能留人，有真味动人”是效果。作者还证之以《代贫贱愁苦行》，认为它是一篇“一泻无余”之作，只因工夫到家，便令人“赏味无穷”。原来，曾文所论“俊逸”，说穿了就是所谓“耐人寻味”，显而易见，这是失之偏颇的。

    我认为，方氏的观点对正确理解鲍参军的“俊逸”颇有参考价值。我们知道，俊，本指人的才智卓越群（如前所述）。《说文》：俊，材（才）千人也。称鲍参军文风为“俊”，我以为除了指他语言的绮丽俊秀外，还有一层涵义：即风格的奇峭峻拔。《说文》：峻，峭也。窃以为，在鲍参军诗歌风格特点上，“俊”与“峻”当是相通的。孙月峰论鲍《拟古·幽并重骑射》一诗说：“气骨劲健，调响而语峭，句含金石，字挟风霜”，方东树认为“霮对溟隅岫，濛昧江上雾”一诗“峭促紧健”，我认为这即是对俊即峻风格的具体佐证。因此，鲍参军诗风之“俊”，应包涵两方面的涵义：既指他诗歌写物的清秀俊美（钟嵘《诗品》也称鲍“善制形状写物之词”），又指他笔力的峻峭奇拔。

    所谓笔力峻峭，也即是古人常说的“操调险”，“出语异奇”。翻开鲍照的作品，既有“孤蓬自振、惊沙坐飞”（《芜城赋》）的气势，又有“风餐委松宿, 云卧恣天行”（《代升天行》）的洒脱；而“疾风冲塞起，沙砾自飘扬”（《代出自蓟北门行》）则“分明写出边塞之状，语又峻健”（朱熹：《朱子语类》）；至于他的《登庐山望石门》，更可认为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了。

    关于“逸”的释义，《说文》：逸（与“轶”通），车厢出也。有些学者认为，鲍诗“俊逸”中“逸”所含之气，应该就是“逸气”，和刘祯有逸气同。那末，究竟什么是刘桢的逸气，换句话说，究竟如何理解鲍诗中所含“逸气” 呢？

    我们知道，刘祯有逸气，最旱见于曹丕《与吴质书》。《文心雕龙·风骨》篇说：“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其论刘祯，则云“有逸气”。关于“气”的解释，历代众说纷呈。郭绍虞认为，“气”当是指才气而言。所谓“齐气”、“ 逸气”又兼指语言而言。“齐气” 是指语言的舒缓，“逸气”则是指语言的奔放（《见《中国文学批评史》）。陈祚明在《采寂堂古诗选》中对刘祯的逸气作了详尽的说明：“公干（刘祯）诗笔气隽逸, 如翠峰插空，高云成壁，秀而不近。”由此可知，刘祯的“逸气”，指的即是遒劲刚健的笔力、奔放豪壮的气势，与鲍诗中所含“逸气”实际上是一脉相承的。

    唐代司空图在《二十四诗品》中，用形象化的四言韵语将我国古代诗歌所创造的风格和境界，划分为二十四种。笔者试拟就其品评尺度, 对鲍诗风格之俊逸作一概括，这即是：绮丽、劲健、豪放、飘逸。

    作者：王木森

    摘自：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