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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蔡、梁等人反袁计划既定后，梁启超依计而行，迅速于8月20日撰成洋洋万言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并于9月1日遵照“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将该文录写呈袁世凯“钧览”。袁世凯先是派人送去20万元，企图收买梁启超，后又以枪弹相威胁。梁启超置袁世凯的利诱威胁于不顾，毅然于9月3日在上海《大中华》杂志第八期上发表此文，驳斥了筹安会所鼓吹的“与其共和而专制，孰若君主而立宪”和“选举总统时易生变乱”等复辟滥言，提出了在共和制下“君主国体难以规复”的著名论断，表达了自己维护共和、反对复辟帝制的态度。文章发表后，京、津各报争相转载梁文，使之传诵一时，在全国各阶层、各派政治力量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正如蔡锷后来所说：“先生所言，全国人人所欲言，全国人人所不敢言，抑非先生言之，固不足以动天下也”。“于是已死之人心，乃振荡而昭苏”。

蔡锷则按照“天津密会”制定的策略，“深自韬晦，勿为所忌”。 9月，湖南《大公报》创刊，蔡锷为之题词:

凤凰在笯，龙蛇起陆。阒无人声，惟闻鬼哭。

有声自南，其风则雄。营督故大，背私故公。

狐史褒讥，麟经笔削。禹鼎温犀，舜旌孔铎。

国之枢机，民之喉舌。于万斯年，丕此鸿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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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湖南《大公报》1915年9月1日

不难看出，蔡锷借此题词，曲折地反映了当时京中帝制恶浪排空的情形，表达了自己心中的苦闷和对南方的希望。同时，为了能顺利地离京南下，蔡锷从三方面制造假象，麻痹袁世凯。

一是公开赞成帝制，以取得袁世凯的信任。蔡锷在京中假装成与梁启超“分家的样子”，逢人便说：“我们先生是书呆子，不识时务”，“书呆子那里劝得过来，但书呆子也做不成什么事，何必管他呢”。8月25日，蔡锷约集袁世凯心腹、代参谋次长唐在礼和其他在京高级军官蒋方震、陈仪等12人举行赞成帝制的签名活动。蔡锷亲笔书写“主张中国国体宜用君主制者署名于后八月二十五日”题款一行，并带头签了“昭威将军蔡锷”六字。9月1日参政院开会，蔡锷又与沈云沛、周家彦等人请愿改变国体。蔡锷积极赞成帝制，果然得到袁世凯的重用，“会段祺瑞辞统率办事处职，袁世凯委蔡兼充段遗缺”，从而成为袁世凯核心机构成员。不久，又成立国防会议，袁世凯命王士珍任会长，蔡锷任副会长。9月，蔡锷以统率办事处办事员身份与陆军总长王士珍等人积极收集中央及各省军界各员赞成帝制的折子，陆续呈报袁世凯，并以经界局督办身份代表全局呈请袁世凯“俯顺舆情，速正大位”。这样，蔡锷俨然成为袁的“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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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佯装赞成帝制，领衔亲笔签名

二是故意寄情声色，以松懈袁世凯的警惕。蔡锷在京中还佯装胸无大志、无所作为，与一些朋友“在一块儿便打牌吃花酒，做成极腐败的样子”，还涉足京中八大胡同。蔡锷的老部下、前云南第二师师长李鸿祥此时也已调京任懋威将军，与蔡锷往来密切，他说：“—日在妓馆设筵，有客挥条召来扬州班雏妓小凤仙，年方十四五，貌非甚美，而歌喉宛转。伴媪自称女母，临时殷勤请我召女。越日，我叫条，蔡锷见小凤仙能唱，征我同意转条。”由此，蔡锷平日故意常与小凤仙往来密切，饮酒看花，终日作乐。

三是托病请假出京，以消除袁世凯的怀疑。正当蔡锷准备出京南下之际，10月14日发生了军政执法处差弁搜查蔡锷住宅事件。当时北京各报对此事均有报道，11月9日成都《国民公报》上《蔡松波家宅被搜详记》一文记叙如下：

最近，北京忽传闻，蔡松波将军宅内有被兵丁搜抄之事。兹经查悉，事甚奇异。特详记之如下：前清盐政处总办何某为天津著名盐商，于宣统年间因亏空款项，涉及词讼，法庭将有查抄家产，以资弥补之执行，何姓闻而恐惧，于是速将家存之珍宝、贵重财物，装置二十余箱，分存供职内务府与何之交谊最笃之冯某宅内及素称莫逆之福宅。当时在事经手而深知其详情者，惟何宅家丁之吴宝鋆也。民国以后吴宝鋆谋得军政执法处差弁。至十月十四号，吴宝鋆追忆旧事，异想天开，乃带兵丁李某等，身着军服，逞至福宅，索取旧主何宅寄存之物，不知福宅已迁移他处，未住原房，继赁此房者，为今蔡松波将军宅也。吴等至蔡宅久之，始知错误，乃速出，改至德胜门大街蒋养房东口路北住户吴兴氏家内，声称系执法卫兵，奉大总统令至吴家查抄何宅所寄物件。盖吴与何为至交，其要件多寄放吴宅也。当将吴兴氏房内珍贵物件，捆载三大车，声势赫然，俨如前清查抄举动。吴氏大惊，既不敢抵抗，阴使人迹之，其车运至西长安街路南益和胶皮车厂东隔壁过道门杨希姚院内。吴兴氏即呈报警区。于是，由右三区署长陈某电京总警察厅，吴镜潭总监得报，殊为诧异，以查抄调度尚未见有实行，且何以未通知警厅，即赴执法处见雷朝彦处长，询以此事，并未有派兵抄家之举，遂由执法处更派卫兵赴长安街杨姓院内拿获吴宝鋆等。嗣经讯明，乃由逐仆吴宝鋆勾结革退兵某某，假冒执法处，以期诈财。于是，各物即由次日由吴兴氏之子恒宗领回。而何炳宗氏得耗大惊，亲往公府探询，亦无此种命令，始获安心。旋经雷处长查悉前情，立将吴宝鋆等五人于十月十七号早八钟，予以枪毙重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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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旧居：北京护国寺街北棉花胡同66号院

后来，学界普遍认为此事系袁世凯因对蔡锷不放心而有计划有目的的搜查。但从当时报纸的对此事件的报道分析，此事应为偶发事件，与袁世凯似无关系。况且，蔡锷在致梁启超书中提及此事时也称为“误被搜查”。此事虽为偶发事件，无政治背景，但却引起了蔡锷警惕，加之此时南下起义的计划已大致明确，是应加快筹划南下的时候了。恰好10月初，蔡锷因登长城，感染风寒，引发上呼吸道不适，且久治未愈，于是蔡锷决定以治病为由出京南下。

10月下旬，蔡锷呈文袁世凯说：“锷于本月初旬，忽患喉痛，因连日从公，未甚留意，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则红肿异常，言语失音，饮食亦为之锐减。迭经医治，未见痊可。现就西医诊视，据云肺胃积热，兼有外感，亟言避风少言，医药始能收效等语。拟自本月二十九日起，请假五日，以资静摄。”袁世凯很快批道：“准予给假五日。”

到了11月3日，5天的病假已满，蔡锷又呈文袁世凯：“本月三日假期届满，遵即销假趋公，照常办事。惟病势日益加剧，精力实有难支，拟请续假一星期，赴津就医，以期早日就痊，不致旷误职务。”这次，蔡锷不仅要求续假，还提出离开北京赴天津治疗。对于蔡锷而言，到天津治病，并非第一次。1914年5月蔡锷患严重肠胃病，曾到天津治病一个多月。袁世凯还曾派员前往慰问并赠珍贵食品多种。对于蔡锷的请求，袁世凯于11月18日予以同意并批道：“准予续假七日，俾资调理。”

11月22日，蔡锷再一次呈文袁世凯说：由于“迁延日久，病势加剧。近复感受秋燥，虚火上炎，以致喉痛、咳嗽、发热、盗汗诸症并作。迭经延医调治，迄未见痊。据医生诊视云，系操劳过度，心血大亏，且病根蕴积已久，纯恃药力，难责全效。宜择空气新鲜，天气温暖之处，静息数月。……现假期已满，病仍未愈。惟有仰恳俯赐矜全，准予续假三月，俾得迁地调养，冀可渐就痊复。至经界局系专设机关，参政院现值代行立法院之期，未便久旷职务，应请将督办经界局事务，及参政员参政两职，遴员署理，以重职守，而免误公。俟病体就痊，即行销假任事”。11月24日袁世凯批道：“著给假两月。”并派龚心湛兼署督办经界局事务，张元奇署理参政院参政。

过了几天，蔡锷又呈文袁世凯说：“伏念锷病根久伏，殊非旦夕所能就痊。而北地严寒，亦非孱弱之躯所能耐，一交冬令，病势益加。计惟有移住气候温暖地方，从容调养，庶医药可望奏功。查日本天气温和，山水清旷，且医治肺胃，设有专科，于养病甚属相宜。兹航海东渡，赴日就医，以期病体早痊，再图报称。”11月30日袁世凯批道：“呈悉。一俟调治就愈，仍望早日回国，销假任事，用副倚任。”

就这样，由于有了袁世凯的信任，再有了袁世凯的一次次的批令，蔡锷也就得以治病为由，从容地由北京到天津，再由天津赴日本，又由日本转赴云南，发动反袁护国战争。

（摘自邓江祁著《护国元勋蔡锷传》之第八章“梦断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