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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曾业英先生所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收录蔡锷读书札记、时评、政论、信札、文电、公牍、演词、序跋、题词、诗作、著述等约1200余篇，共110余万字，是迄今收录蔡锷遗文最多的蔡锷文集，为推动蔡锷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无庸讳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蔡锷集》不仅还有遗漏（笔者于2015年编《蔡锷集外集》，收录新发现的蔡锷佚文400多篇，之后又发现大量新的蔡锷佚文，正在整理和校勘之中），而且已收录的文电中在文字内容及发表时间上也存在大量的错误，甚至还有时间前后颠倒、同一电而时间不同的重复等现象，对于全面、深入研究蔡锷及相关人物和事件极为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对曾业英所编《蔡锷集》进行了大量的勘误工作，相关结果将分集陆续刊发。在前5期中，笔者已陆续刊出曾业英所编《蔡锷集》中在发电（写作）时间上存在明显错误的文电65篇，限于篇幅，本集再从对《蔡锷集》中所录蔡锷1912年文电的勘误中，选出其中在时间上存在明显错误的12例予以刊载（为叙述和查找方便，本文按《蔡锷集》中对这些文电的原编时间顺序为序），以与曾业英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1.《致上海民军协济总会电(1912年1月11日)》。曾业英《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11日，实误。查上海《民立报》《时报》1912年1月12日刊登的此电后有代日韵目“元”。代日韵目中“元”代十三日。前述民国元年改用公历，但云南偏远，蔡锷直到1月17日才开始使公历。因此，此电时间应为旧历辛亥冬月十三日，换成公历应为1912年1月1日。

2.《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15日）》。经查，此电与第四期中提到的同日重复两电《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又构成了异日重复，是为十分罕见的同日重复与异日重复交织的三电重复现象（详见下图）。查在土司地区设立弹压委员，应为李根源2月1日抵达腾越之后，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采取的稳定腾越边境土司的措施。查1912年2月23日，蔡锷在复李根源电中，同意其所请设立干崖委员。又查5月13日，蔡锷又于复李根源电中与其商量是设弹压委员还是巡捕委员的名目，以及是否在盏西、蛮牛坝设弹压委员的问题，而在5月15日复李根源电中，最后决定“一律更名为边务委员”，并“添设三员，一驻盏西，一驻猛卯，一驻蛮牛坝”。由此可见，5月15日复李根源电与5月13日复李根源电关系密切，构成先后联系，故《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15日）》一电为重复，应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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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编《蔡锷集》第386、622页

3.《致孙中山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26日)》。曾业英《蔡锷集》根据1912年2月5日出版的南京《临时政府公报》第八号，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26日（宥日），实误。据笔者查考，上海《时事新报》和《申报》早于1912年1月22日就分别刊登了此电。因此，此电的代日韵目“宥”应为代辛亥冬月二十六日，即公历1912年1月14日。所以，蔡锷此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14日。

4..《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27日）》。

5.《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7日）》。经查，此两电的抬头、代日韵目和正文内容完全一致，当为异日重复（详见下图）。但此两电时间相距达4月之久，要删去哪一篇，却颇费思量。查两电抬头均为“大理李师长”。又查李根源1912年上半年的行止，李根源1月16日由大理出发赴腾越，1月29日抵腾越。再查，在1月27日之前的1月19日，蔡锷复电李根源称“西路行营李师长”；在1月27日之后的1月29日，蔡锷复电李根源称“永昌李师长”，2月4日，蔡锷复电李根源称“腾越李师长”。由上可知，1月27日，李根源已不在大理，而是在赴腾越途中。4月25日，李根源由腾越返抵大理，直到8月解职，一直在大理。因此，曾业英《蔡锷集》中，《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27日）》一电应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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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编《蔡锷集》第413、635页

6.《致孙中山袁世凯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3月1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中此文末的代日韵目为“感”，即代27日，实误。查《孙中山藏档选编·辛亥革命前后》中此电的代日韵目为“咸”，代表15日。故此电的代日韵目应改为“咸”。

7.《复韩建铎电(1912年3月1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中此文末的代日韵目为“感，即代27日，实误。据谢本书《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400页所载此电的代日韵目为“咸”，代15日，故此电的代日韵目应改为“咸”。

8.《复唐继尧电(1912年3月15日)》。曾业英编《蔡锷集》中此文末的代日韵目为“感，即代27日，实误。据谢本书《云南辛亥革命资料》第147页所载此电的代日韵目为“咸”，代15日，故此电的代日韵目应改为“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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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贵州都督的唐继尧

9.《致何国钧暨各府厅州县电(1912年6月21日)》。曾业英《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6月21日，应误。查关于各府厅州县公费问题，蔡锷于1912年4月21日复李根源电中就其反映的“各属多误会公费全为俸给”问题的答复是“已呈请交（省议会）议”。又查5月20日复李根源电中明确要求 “提镇协兼带之营应支公费，照新章实支实报，不得过原额十分之六”，可见关于省外各地公费问题5月20日之前就已经有了“新章”。而曾业英《蔡锷集》的电报仍说“兹已饬部另将俸给、公费分别规定，俟议会通过，再行饬遵。至新章未颁布以前，暂照旧章办理”，显然不合时宜。因此，此电应发于4月21日（马日），在接李根源迤西地区的公费问题后，蔡锷考虑到这一问题涉及全省各地，便又通报其他地方，就处理类似问题作出指示。故此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4月21日。

10.《复殷承瓛电(1912年10月)》。曾业英《蔡锷集》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0月，应误。查尹昌衡于1912年9月12日电中央政府称“川边全境，一律肃清”，并于次日请中央饬滇军“保守滇境，俾川军一意进行”。蔡锷此电令殷承瓛“可暂照办，固守边圉”。由此可知，此电时间当在1912年9月中旬。

11.《复统一党本部电(1912年11月28日)》。曾业英《蔡锷集》以上海《神州日报》1913年1月11日刊登此电而将其时间定为1912年12月28，应误。查统一党警告全国之通电发于1912年11月24日，蔡锷得电后不会晚一个多月才复电，故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11月28日。

12.《呈袁世凯文(1912年12月)》。此呈原未见日期，毛注青、李鳌、陈新宪编《蔡锷集》订为1912年9月，曾业英《蔡锷集》则以袁世凯12月31日批，而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2月，应均误。查昆呈中有“前月南巡，复携矿师详加调查”之语，又查蔡锷于9月1日南巡，经临安、个旧、蒙自、阿迷等处，于当月14日回省。另外，蔡锷所呈此件较长，非以电报形式，而是以文件形式由昆明送北京的，因此中间多有延误，一个多月后才到袁世凯案头并获批也为正常。故此呈的时间应为1912年10月。（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