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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曾业英《蔡锷集》在文电的内容和时间上存在大量错误的同时，还存在大面积重复现象。除了前述关于郑别一案的电文涉及多篇重复之外， 1912年5月至7月间，有六组文电出现重复现象，直接涉及的文电达17篇之多，时间跨度也长达两个月，而且在重复的同时，还存在错误，使读者不知所措。本期专述这段时间的现象。

这个时间段，曾业英《蔡锷集》出现的重复现象可分为同日重复和异日重复两种。

其中，同日重复的有两组，即：

1.《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与《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15日）》。此两电同时出现在曾业英《蔡锷集》第622页上，经查内容完全一致，属同页重复，应删去一篇（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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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集》

2. 《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8日）》与《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8日）》内容除个别文字外基本一致（来源不同版本），亦属同页重复，应删去一篇。而且曾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5月28日也有问题。因为此电（勘电）和李根源来电（铣电）所讨论的为怒、俅殖边队人员配备和侦探维、藏路线问题。经查，蔡锷在《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4日）》中告诉才李根源5月29日电陈中央滇军援藏“由维西、茶硁、马必立之间出口，经珞瑜野人地方，径达拉萨”，因此要求李根源“先派人前往探查（维、藏路线），以便着手”。6月15日，蔡锷又在《复李根源电》（删电）中指示李根源，“应如何先行派员侦测维西出口路线，以便着手之处，希酌核转饬姚、孙办理”。16日，李根源电复蔡锷（铣电）：“侦测维藏路线，源处现无此项人员，应请由省拣派，经具庚电陈明。”28日（勘日）蔡锷又复李根源铣电曰：“至侦探维、藏路线人员，已饬酌派赴榆矣。”这样，蔡锷勘电的时间不应为5月28日，而应为6月28日。

而异日重复的则有四组，且情况十分复杂：

3.《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与《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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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集》

4.《代拟沈汪度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与《代郑开文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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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集》

5. 《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8日）》与《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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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集》

6.《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与《与罗佩金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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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集》

与上述四组异日重复的电文直接相关的还有五电，即：

7.《复赵藩暨迤西各属官吏电(1912年5月27日)》

8.《复李根源电（1912年6月5日）》

9.《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7日）》

10.《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8日）》

11.《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9日）》。

还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四组异日重复的文电不仅存在重复，而且它们之间的关系还存在十分复杂和混乱的现象，真使人一时“剪不断，理还乱”。

第一，内容重复而标题不一，其中，第3、4、6三组中的两电内容完全一致，但5月份的标题与7月份的却不同。

第二，内容相互矛盾。其中，第3组《复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与《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第4组《代拟沈汪度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与《代郑开文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和第5组《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8日）》与《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8日）》均要求李根源“仍暂驻榆，借资镇慑”；而第6组《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与《与罗佩金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0日）》的内容却是“从速旋省，筹划一切”。《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7日）》《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9日）》又要求李根源“驻榆”，即5月要求李根源“驻榆”，6月又要求李根源“旋省”，最后7月再要求李根源“驻榆”。

第三，相关电文严重错位。李根源复蔡锷等人6月20日电（哿电）的“漾电”被编为7月23日附录在蔡锷7月25日《复李根源电》之后；蔡锷5月28日《致李根源电》中提到的“沁电”，5月份没有，却出现在7月27日；李根源复蔡锷7月28日（勘电）、7月29日（艳电）两电的“东电”却又附在蔡锷《复李根源电（1912年6月5日）》之后。

第四，内容错误。第四组《代拟沈汪度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与《代郑开文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不仅内容重复、标题不一，而且末尾的署名不一。前电为“汪度、价、琨、梅龄、开儒、开文、封祝、聘臣”，而后电则为“开文、琨、梅龄、开儒、封祝”。

由此可见，上述蔡锷的10多篇文电经曾先生之手一编，却变得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让人摸不着头绪。但办法总比困难多，笔者对此再四琢磨、比较，终于从其中的1912年7月29日《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中找到了破解此迷局的密钥。因为此电后有“瓛则拟巡迤东，并闻”一语。经查，殷承瓛于7月22日率滇军出发援藏，7月29日并不在昆明，不可能与蔡锷一同发电要求李根源“留榆”。因此，曾先生将《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的时间定在1912年7月29日，实误。此其一。

第二，蔡锷1912年7月29日《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后所附李勘电（28日）中说：“奉读有、沁两电”，说明蔡、李之间25（有日）、27（沁日）、28（勘日）、29（艳日）这几电是紧密联系的。再往前推，蔡25（有日）电是复李的漾电（23日），而李的漾电又日复蔡的哿电（20日）；再往后推，笔者发现，蔡锷《复李根源电（1912年6月5日）》后所附李根源“东电”（1日）中又提及“均府勘、艳电奉悉”，并在电文中表示“源虽疲病之余，无所裨益，顾维厚望，敢恤一身，惟有勉支病躯，遵照电示，暂行驻榆”。对此，蔡锷等人十分高兴，复电说：“东电允暂驻榆，群情欣慰。”所以，从蔡锷等人与李根源往复的这组电文内容看，是蔡锷等人不断劝说李根源“驻榆”，而李根源则反复以身体原因推辞，直到李根源的“东电”（6月1日），问题才最终得到解决。这样，我们就得到了这组电文的先后顺序应当是：蔡的哿电（20日）、李的漾电（23日）、蔡的有（25日）、沁（27日）两电、李的勘电（28日）、蔡的勘电（28日）、蔡的艳电（29日）、李的“东电”（1日）。

第三，如前所证，曾先生将蔡锷的艳电定为7月29日是错误的，这就说明，与之关系密切的这几份电文的时间也不可能是7月份，而应为5月份。

第四，如果如第三条所述，重复的几条的时间应为5月份，那么重复的第6组，即《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与《与罗佩金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0日）》是不是应保留《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呢？从第二条中我们已经确定了这组电文的时间顺序，为首的就是蔡锷的哿电（20日）。如果保留这条《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那么，接下来的几电的时间也应在6月份了。再查《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出自1912年6月25日的《滇南公报》，而且1912年6月26日的《滇南公报》还刊登了李的漾电（23日）、蔡的有（25日）。从电文的时间和报纸刊登的时间的前后关系看，将这件《致李根源电》的时间定为1912年6月20日似乎是符合逻辑的。然而，笔者还发现，蔡锷5月25日（有日）致李根源电之后，还有5月27日《复赵藩暨迤西各属官吏电》云：“西事转危为安，全借李师长之力。惟积劳致病，悬系殊深。屡接来电乞归，此间皆劝其来省，借资调摄，并可随事协商。顷闻西事粗安，危机犹伏，已于有日切电慰留李师长暂行驻榆镇慑，俟西陲大定，仍赴省垣。李师长夙具热诚，当能力疾从事。仍望就近敦劝，勉顺群情为幸。”这就说明，5月25日前，蔡锷是希望李根源回省，“借资调摄，并可随事协商”，但“顷闻西事粗安，危机犹伏”，即“于有日（25日）切电慰留李师长暂行驻榆镇慑”。如前所述，在这组电文中，早于有日（25日）的只有哿日（20日）。这就证明哿电就是发自5月20日，而非6月20日。所以，《滇南公报》1912年6月25日、26日刊登的蔡的哿电（20日）、李的漾电（23日）、蔡的有（25日）时间应为5月20、23日和25日。再说报纸上刊登几月前的电文，在当时也是常有的事。《滇南公报》1912年6月26日刊登蔡锷的勘电就是5月28日的电文。

 通过以上证明，曾业英《蔡锷集》中7月份的这一组电文的时间都错了，故7月份的这几篇电报重复的，即《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8日）》应删去；不重复的，即《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7日）》《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8日）》《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2年7月29日）》，应将月份改为5月。

此外，第4组的《代拟沈汪度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与《代郑开文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5日）》亦属重复，但如前所述，其末尾的署名不一，经比较，应删去《代拟沈汪度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5月25日)》，而将后一篇《代郑开文等致李根源电》的时间改为1912年5月25日）。因为沈汪度已于5月25日与蔡锷、殷承瓛、罗佩金一同复电李根源，不可能同一日再与郑开文等人为同一件事情又致电李根源。如前所证，第6组《致李根源电（1912年6月20日）》与《与罗佩金等致李根源电（1912年7月20日）》的时间都定错了，应删去后一电，前一电的时间改为1912年5月20日。

总之，在蔡锷这一组的文电中，删去6篇，改发电时间的5篇，还有数篇李根源的来（复）电也要相应挪动。

这样，曾先生在《蔡锷集》中编织的这一团乱麻，终于彻底理清了。（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