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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曾业英先生所编《蔡锷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收录蔡锷读书札记、时评、政论、信札、文电、公牍、演词、序跋、题词、诗作、著述等约1200余篇，共110余万字，是迄今收录蔡锷遗文最多的蔡锷文集，为推动蔡锷研究的开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但是无庸讳言，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这部《蔡锷集》不仅还有遗漏（笔者于2015年编《蔡锷集外集》，收录新发现的蔡锷佚文400多篇，之后又发现大量新的蔡锷佚文，正在整理和校勘之中），而且已收录的文电中在文字内容及发表时间上也存在大量的错误，甚至还有电文之间时间前后颠倒、同一电却时间不同的重复等现象，对于全面、深入研究蔡锷及相关人物和事件极为不便。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对曾业英所编《蔡锷集》进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相关结果将分集陆续刊发。限于篇幅，本集仅从对《蔡锷集》中1911年11月至1912年1月这三个月蔡锷文电的校勘中，选出其中在时间上存在明显错误的18例予以刊载（为叙述和查找方便，各例仍按《蔡锷集》原编时间顺序为序），以与曾业英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

1.《与罗佩金等复李根源电（1911年11月29）》。曾先生将此电时间定在1911年11月29日，实误 。第一，1911年未用公历，因此代日韵目“艳”并非公历29日。第二， 1911年11月底，腾越军与大理军发生冲突，云南军政府闻讯后即于11月30日任命李根源为陆军第二师师长兼迤西国民军部司令。12月2日，李根源抱病出发，因此，1911年11月29日，李根源尚在昆明，更无李根源西行已到永昌之事。第三，此电抬头为“永昌行营李师长”。经查，李根源于1912年1月16日由大理出发赴腾越，25日抵永昌。故蔡锷与罗佩金所发此电的时间应为1912年1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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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佩金(1878~1922)

2.《复李根源赵藩等电(1911年12月5日)》。曾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1年12月5日，实误。如前所述，李根源于1911年12月2日(旧历十月十二日)自昆明出发，17日(旧历十月二十七日)才抵大理。故此电代日韵目“歌”，应为旧历十一月五日，即阳历12月24日。这样，蔡锷此复电的时间应为1911年12月24日。

3.《复陆荣廷电（1911年12月10日）》。曾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1年12月10日，实误。查蔡锷于1911年12月7日(辛亥十月十七日)才发起由曲同丰赴北方招抚北洋军队，并得到黎元洪等人赞同，因此此电中所说曲“江日启行”，即旧历十一月初三（1911年12月22日）。由此可知，蔡锷此电应发于1911年12月下旬。

4.《致黎元洪等电(1911年12月17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1年12月17日，实误。因为蔡锷在此电中明确地说“昨致篠电”，则可知此电应为1911年12月8日 (十月十八日)所发。

5.《致彭程万及各省都督电(1911年12月25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1年12月25日，实误。因为黎元洪呼吁各省援鄂在11月，到12月下旬，南方各省主要筹划北伐。另外，彭程万已于11月下旬辞去江西都督之职。因此，蔡锷此电应发于1911年11月26日。

6.《复张培爵夏之时电(1912年1月8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8日，实误。经查，此电中有“乃派一师团前往援助，已陆续抵叙、永”之句，可知云南援川第二梯团尚未出发。据《援蜀篇（二）》之第四章记载，滇军援川第一梯团于1911年12月16日（十月二十六日）抵达四川叙府。而滇军政府应蜀军政府之请，也于1911年12月16日派第二梯团经威宁、毕节向泸州、重庆开进。由此可见，蔡锷此电发出的时间应在第一梯团抵叙府和第二梯团出发稍前的十月二十日，即阳历1911年12月10日。

7.《致赵藩等电(1912年1月9日)》《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9日)》《致李昆田等电(1912年1月9日)》。此三电前一电之后有“辛亥冬月廿一日”、后两电之后有“辛亥腊月廿一日”一语。曾业英先生认为，后两电的“腊月”均“误，应为‘冬月’，即旧历十一月”，因而将此三电时间均定为1912年1月9日。但此三电的内容均系蔡锷分别指示李根源、赵藩、李昆田调处腾、榆之间的冲突，而李根源此时尚在由昆明赴大理途中的“行营”。经查，腾、榆冲突发生于1911年11月下旬至12月中旬之间，因此，蔡锷此电应发于1911年12月11日（十月的“个”日，即十月二十一日）。同时，这也说明，此三电文末所注“辛亥腊（冬）月廿一日”，均应为后人在编《永昌府文征》或《西事汇略》时所加，并不是原电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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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根源(1879-1965)

8.《致黄兴及各省都督电(1912年1月11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11日，实误。此电中有“成都于前月十九反正，举蒲殿俊为都督”一语。查四川于辛亥十月初七（11月27日）独立，成立大汉四川军政府，由蒲殿俊为都督。由此可知，蔡锷此电发于辛亥十一月真日，即阳历12月30日。再，当时电报阻塞严重，云南1月11日发出的电报在4天后就能在上海见报。

9.《致赵藩电(1912年1月11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11日，实误。经查，蔡锷1911年12月13日致尚在由昆明赴大理途中的李根源电中有“腾军果以保同胞为宗旨，何又纵白芝瑛蹂躏云州”之句，而此电中亦有“现在腾军就范，然喇井之捷音甫报，云州之警告又来，匪患未平，遽难歇手。乞忍辱负重，始终维持”一语，即表示在李未到之前，请赵负责调处此事。因此，蔡锷此电应发于1911年12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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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藩(1851-1927)

10.《复李根源等电（1912年1月11日）》《复李根源赵藩电（1912年2月11日）》。经查，此两电实为同一电，当为重复。但曾先生对此电所标的两个时间都错了。查李根源致蔡锷电（鱼电）中提及弥渡、漾濞拟请改设县治一事，蔡锷因对两地情况不了解，因而复电（真电）中称“应候行司转饬绘图附说呈候核夺后，再行会商妥议分划”。再查《蔡锷集》中《复李根源等电（1912年1月17日）》一电后所附李根源的“文”电中有“去冬曾经电呈奉复，并饬该两属官绅，将分划支配筹备各事宜，筹议条复在案。兹由腾返榆，蒙、云、赵各属绅民重申前请，并据分别绘具图说前来”等语，说明弥渡、漾濞改设县治一事，1911年冬天曾有此议，并经李报都督府，这次李根源“由腾返榆”后，蒙、云、赵各属绅民重申前请，并按上次的都督府的要求“分别绘具图说”。这样，上述重复的两电即系李根源所说的“去冬曾经电呈奉复”之电。此外，民国于1912年1月1日采用公历。但云南由于地处边远，并未立即实行。查蔡锷所发电时间，迟至1912年1月17日才首次在复韩建铎电末特别注明“阳历篠”。而李根源更不可能在1月6日（鱼日）就采用公历。由此可证，上述重复的两电时间应为旧历十一月十一日（真日），即1911年12月30日。

11.《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17日) 》。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17日，实误。查李根源来电（文电）中有“去冬曾经电呈奉复，并饬该两属官绅，将分划支配筹备各事宜，筹议条复在案。兹由腾返榆，蒙、云、赵各属绅民重申前请，并据分别绘具图说前来”等语，说明弥渡、漾濞改设县治一事，1911年冬天曾有此议，并经李报都督府，1912年，李根源“由腾返榆”后，“蒙、云、赵各属绅民重申前请”。查李根源1912年3月30日由腾越返大理，4月25日抵榆。由此可知，李根源的“文”电应为5月12日发出，而蔡锷的复电则应为5月17日（洽日）。

12.《复谢汝翼电（1912年1月17日）》。此电时间，曾业英先生根据代日韵目“篠”而编为1912年1月17日，实误。此处“篠”为旧历，即辛亥十一月十七日，换算成阳历为1月5日。此外，此电后部分内容与蔡锷1月5日《致韩建铎李鸿祥电》后部分完全相同，亦可证明此两电应发于同一天。所以，此电时间应为1912年1月5日。

13.《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21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21日，实误。张文光后来在致孙中山信中有“奉滇都督蔡锷十一月马电内开张文光著升授协都督”一语（《云南文史资料选辑》第十七辑，第150页），因此，蔡锷此电用的是旧历，即辛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换算成阳历即1912年1月9日。

14.《复李根源电（1912年1月24日）》。曾业英先生将此电时间定为1912年1月24日，实误。蔡锷1912年5月17日（洽日）复李根源电中有“所有新设漾濞县缺，请就近遴员请委可也”之句，而李奉“洽电”后，即推荐杜澍“拟请调署漾濞县”。由此可知，蔡锷此电应为此事的复电，时间应在设漾濞县之后，即5月24日。

15.《复赵藩李根源电(1912年1月25日》。曾业英先生根据此电末“辛亥腊月初七日”而将此电时间署为1912年1月25日，实误。经查，李根源来电（鱼电）中有“歌电敬悉。出师宁远以援川，此议发于源，而定于赵樾老。钧电以道路艰险，军资缺乏为虑，谟深远，钦服无似”之语，可见此时蔡、李正商议滇军出师宁远以援川之事。再查，蔡锷1911年12月24日（旧历歌日）致李根源电中有“闻宁远一路，道路艰险，军资缺乏，不利大军行进”之句，正好与李根源复电内容吻合，因此，李根源此电应为其复蔡锷1911年12月24日（旧历歌日）电。所以，蔡锷此电应为复李根源之鱼电，时间应为1911年12月26日（旧历虞日）。此电后所附李根源之鱼电，其时间则应为1911年12月25日。（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