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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在本文的前六期中，笔者通过大量史料论证，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除了黄忠浩当时不在湖南的结论之外，其他有关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所有结论，都是不能成立的。曾业英先生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严重失误，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第一，不重视史料搜集。曾业英先生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大胆断言有三，其一，“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其二，“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即1926年11月8日《蔡松坡遗事》——引者），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其三，“（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真正的源头，实际是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词，即由梁启超弟子周传儒笔记，发表于11月8日北京《晨报》的《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上的《蔡松坡遗事》一文。” 但经笔者查证，由于重要史料的严重缺失，曾业英先生上述三个“断言”无可辩驳、无一例外地成了“妄言”（详见下图二、三）。不争的历史事实是，曾先生所谓梁启超1926年“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之前，梁氏至少已有四次在文章或演讲中提及蔡锷回国参加了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之事，其中最早的两次均在1916年12月。均比曾业英先生所谓1926年11月的《蔡松坡遗事》“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整整提前了十年！蔡锷逝世后两个月之内至少有2篇介绍蔡锷“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中明确提及蔡锷回国参加了自立军起义之事，其中最早介绍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的“光辉业迹”出现在1916年12月6日，比梁启超的相关说法早10多天，这就无疑宣布，曾业英先生所谓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的“真正的源头，实际是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的断言也成了“妄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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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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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申报》1916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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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某报1916年12月6日《蔡松波先生事略》

第二，不重视史料考辨。关于唐才常在汉口组织自立军起义，梁启超何时到达上海之事，其实梁氏早有交代。1902年，梁启超在其《三十自述》中写道：“七月急归沪，方思有所效，抵沪之翌日，而汉口难作，唐、林、李、蔡、黎、傅诸烈，先后就义，公私皆不获有所救。” 1920年，梁启超又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中写道：“（唐才常）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梁氏这两次亲笔写的是，他到上海之前，起义已经失败，唐才常等亦遇害。可是，曾先生竟不加考辨，就在文章中直接拿梁氏弟子吴其昌在梁氏逝世十多年之后所“濡笔追录”的乃师之 “松坡随余在沪，憔惶不安，请于余，亲至汉探助”的这段与上述梁启超生前亲笔所写内容严重不符的话来证明“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一时间，在曾先生的“导演”下，真假梁启超打得昏天黑地，最后真梁启超自然“打败”假梁启超，毫无悬念，也毫无意义。其实，吴其昌的“濡笔追录”，远非第一手资料，更与梁氏生前亲笔所写内容严重不符，所以，曾先生不加考伪就搬出吴其昌的 “濡笔追录” ，用来证明“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其结果不仅纯粹是浪费笔墨、无的放矢，而且还牛头不对马嘴。

第三，以偏概全。曾先生在文章中仅以梁启超所说唐才常叫蔡锷带封信回湖南找黄忠浩之事有误，就否定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整个事件。如前所述，事实证明，这件事不仅梁启超一人知道和提及，除他之外，知道和提及蔡锷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的还大有人在。所以，即便张三的说法有些错误，就能够证明李四、王五麻子都说错吗？即使你曾先生能堵住梁启超之口，你能堵住天下人的悠悠之口吗？显然，曾先生的所论是片面的，其得出结论必然也是片面的，且过于草率，不能服人。事实证明，曾先生仅仅依据梁启超上述口述史料个别情节有误，便断定蔡锷未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不但未能澄清历史事实，反而有违初衷，造成历史的更大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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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

第四，主观臆测。为了证明梁启超所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事是虚假的，曾先生还由历史学家“跨界”到小说家，在没有任何凭证的情况下，仅凭主观推测，在文章中虚构了梁启超“编织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可爱’故事”的三个动机：“一是为蔡锷的早期生平增添一个不大不小的亮点；二是梁启超作为蔡锷的导师，对其后来的历史功绩，自有其引导、培育之功，也可借此为自己博得更多的‘点赞’；三是还可趁此机会，展现一下自己对自立军‘勤王’起义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精神”，并借此向社会解答 “唐才常等众多‘入军’者都在汉口遇难了，何以他却没像他们一样为国捐躯““这个疑问”。由此可见，曾先生凭着主观推测，虚构了梁启超编织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勤王”起义的“可爱”故事的动机。此外，曾先生以所谓“蔡锷生前曾四次委婉谈及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事，以及他对此事的真实感受”来证实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也是不顾史实，基本上利用所谓“人类心理学”来进行臆测和想象的，其得出的结论当然也无法成立。

总之，曾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再次出现严重失误的根本原因，还是与其去年发表于《历史研究》上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一样，在没有全面掌握和认真考辨史料的前提之下，就主观先行，率尔操觚，了草定案，最后都是铸成大错。还需指出的是，如果说史料掌握不够、史料考辨不严、史料研读和运用不当是导致曾先生严重失误的技术性的原因的话，那么，主观先行就应当从其学风上寻找原因了。关于这一点，曾先生在去年《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就有明确的表露：“我在搜集蔡锷资料的过程中，发现在蔡锷、黄兴追悼会上，的确有一幅挽蔡锷联明言蔡锷 ‘少年别号击椎生’，也发现清末民初若干报刊的确发表过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但对击椎生是蔡锷笔名的说法，我还是一直心有疑窦。因而， 2008年在1984年编辑出版的 《蔡松坡集》基础上增补 《蔡锷集》时，虽然补录了蔡锷以蔡孟博、劫火仙为名发表的文章和译作，但还是不敢造次，而谨遵先贤 ‘安愚而暂默’的训诫，未将署名为击椎生的诗文一并录入。”（详见下图）曾先生明明知道挽联的作者郭燮熙就是其所说的“蔡锷提供素材，并亲自审阅过的”《蔡松坡先生事略》一文的作者，但面对郭燮熙交代得清楚明白的击椎生就是蔡锷别号的史料，却“一直心有疑窦”，这就证明曾先生并不重客观史实，而重主观怀疑和想象。因而，在这种主观先行的研究思想指导下，加之对史料缺乏认真的考辨和对史事缺乏仔细的考证，曾先生不幸偏信了问题诸多的《唐璆文集》中的资料，进而为他既不了解且素无研究的唐璆编织出一个个“美丽”的“故事”，以致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结果由局部失误，一错再错，导致全局性根本性的失误，最终铸成大错（详见搜狐号“老邓说史”的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之一至二十）。这一次，曾先生又不甘做“人云亦云、随声附和的‘矮人’”，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大胆否定了100多年来历史形成的“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勇气固然可嘉，岂料曾先生又是我行我素，主观先行，直接导致其用来站立其上以为“高人”一等的“凳子”的四条脚都存在严重的问题，以致曾先生站上去还没站稳，那“凳子”的四条脚一下子都断了，结果曾先生不仅“高人”没当上，戏也没看成，还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引得了周围观众的一阵哄笑，其教训应当是十分沉重而深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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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

记得早在1998年，章开沅先生就曾在致曾业英先生《学风应成为世风的先导》一文中，尖锐地批评当时学术界学风不正的问题，并大声呼吁：“学风是世风的反映，学风又应成为世风的先导。”时至今日，章老的呼声犹然在耳，但学风的问题在学术界仍未很好地得到解决。

如果曾先生不顾笔者上述实事求是的批评，仍坚持认为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真的要“一条道儿走到黑”，坚意要当一回与众不同的“高人”，我们也不便阻拦。但是，需要温馨提示曾先生的是，谚曰：捉贼捉赃，捉奸捉双。此虽俚言，却极为有道。曾先生要想否定人们100多年形成的共识，倘若拿不出真凭实据，真金白银，说什么都是白搭。为了使曾先生不再走错路，又白忙乎一阵，在此笔者不揣浅陋，不吝为曾先生指点一二。

第一，如笔者前文所说，在梁氏1916年12月《祭蔡松坡文》之前，早就已有蔡锷的“略传”，“采辑所及”介绍了蔡锷参加自立军“勤王”起义并因此改名之事。由此可见，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史实是“多源”的，并非如曾先生所言“真正的源头，实际是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词”。即便梁启超这一“源”在个别地方可能有点浑浊不清，但并不影响“长江滚滚东逝水”。所以，真诚希望曾先生追根溯源，认真去找一找，还有何人何年何月说了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事，把这些“源头”一一找出来，然后再一一进行比较和考证，正本清源，从根本上厘清真正的源头，接下的工作相信曾先生就用不着笔者再深入指点了。

第二，曾先生应当去挖掘一下蔡锷的佚文，看看他生前是否明确说过自己没有去参加起义而是留在日本学习的话，是否留下过类似的记载。

第三，曾先生应当去找一找那一次没有回国参加起义的大同高等学校学生，如冯自由、郑道、冯斯栾等人的日记、回忆，看看是否有人记载，那段时间蔡锷确实与他们一起还在日本。

第四，曾先生应当去查一查那次起义的其他幸存者，看看在其经得起检验的记录或回忆中，有没有明确说到蔡锷那次没有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

第五，曾先生应当去查一查黄忠浩的日记或生前说过话，看看其中是否有蔡锷在自立军起义之前给他送过信之类的内容。如果有此类的话，应当是有足够说服力的史料。

第六，曾先生应当去查一查唐才常生前的日记和谈话，看看其中是否有派别人而不是蔡锷去给黄忠浩送信之类的内容。如果有此类的话，也应当是有足够说服力的史料。

总之，希望曾先生下一回在打造“凳子”的时候，特别要认真选好材料，坚决杜绝假冒伪劣产品，尤其要选好坚硬有力、坚不可断的“钉子”，以打造一条坚如磐石的“凳子”，保证曾先生站上去绝无后顾之忧，以鹤立鸡群，一览无余，当一回真正的“高人”。因此，在曾先生打造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真正坚如磐石的“凳子”之前，我们仍可放心地认定蔡锷1900年夏回国参加了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2017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刊登的曾业英先生《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严重违背史实，不能不说是重大失误，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自立军起义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