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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在本文的前面三期中，笔者以无可辩驳的史料证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不顾大量历史事实而得出的“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即《蔡松坡遗事》——引者），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和“如无其他新的证据，仅以梁启超事隔26年后这番回忆说词和唐才质依据梁的说词和其他人的回忆材料而编撰的所谓回忆录，就判定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是不能服众的”的结论，完全不符合史实。

还值得指出的是，在《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曾先生除了不顾大量史料而出现上述重大失误之外，在相关问题的论述方面也频频失误，以致得出的所有结论都是难以服众的。

在文章的第二部分中，曾先生通过所谓三个“关键问题”，证明了“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头一个“关键问题”就是所谓梁启超所说“蔡锷随他一起在上海，并由他派往武汉”。在这里，曾先生所引用的是由梁启超“暮年”时的学生吴其昌《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吴其昌这篇文章的标题并非曾先生所说《先师梁任公别录拾遗》，详下）中关于蔡锷参加自立军起义的记载：

庚子汉口革命之役，佛尘（唐才常）已回鄂发动，余亦秘密返沪。时务学堂高才生林圭、李海[炳]寰诸君已随佛尘在汉实际工作，久之不得佳耗，松坡随余在沪，憔惶不安，请于余，亲至汉探助。至汉佛尘命返湘，乞助于黄泽生将军。黄，老成练达材也，得松坡即留之不放行，且大诟梁任公、唐拂尘无故牺牲有用青年。松坡愤极与之高声抗辩，黄充耳不闻，强留之。余又不得松坡行踪，愈惶急，决亲身赴汉。船票已办就，因亡命，不敢逗街埠，准时而往，则此船以贷少早半小时启碇矣。余大怒，顿足而骂。无何，汉口事发，张之洞淫戮我民族之志士，唐佛尘率其弟子林圭、李海[炳]寰等五人继戊戌六君子之碧血，掷头颅以献祖国，即世所称庚子六君子者也。松坡以黄将军之留，余以船期之误，皆幸得免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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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其昌(1904-1944)

曾业英先生认为，吴其昌此文，除了再次传达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的核心内容，强调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幸得免死”，是因有湖南的黄忠浩“将军之留”以外，还补充了一个《蔡松坡遗事》没有提到的他派蔡锷由上海赶往武汉的细节，说蔡锷当时随梁启超同“在沪”，因久不得武汉方面的“佳耗”，蔡锷“憔惶不安”，请求梁启超同意他亲赴武汉“探助”。经梁同意，蔡锷赶到武汉，这才被唐才常派往湖南“乞助于”黄忠浩将军。其实，梁启超所说，无论是此文所补充的蔡锷由上海亲至武汉“探助”的细节，还是两文一致肯定的蔡锷被唐才常派去湖南给黄忠浩送信才幸免于难，都是经不起历史事实检验的。（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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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史学月刊》2017年第9期

接着，曾业英先生大费周章，围绕蔡锷当时是否与梁一同“在沪”和是否经梁同意蔡锷赴武汉“探助”这两个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证，既搬出时在上海的日本东亚同文会上海支部干事井上雅二当时的日记，又考察时在上海专为唐才常负责联络事宜的狄平的相关忆述，并先后得出了“蔡锷这时并未与梁启超同在上海”和“派往汉口探助的人更不是蔡锷，而是秦力山”的结论。

然而，笔者要告诉曾先生的是，您如此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得来的蔡锷当时没有随梁启超同“在沪”，蔡锷也不是奉梁启超之命“至汉探助”的结论，对于您要证明的蔡锷未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这一命题而言，不仅毫无价值和意义，而且还徒劳无功！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曾先生所作的考证，只能证明吴其昌的这番“回忆说词”有问题，而不能证明“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其实，吴其昌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中所说的这一段，并非来自梁启超的著作，而是其一二十年之后“濡笔追录”的梁启超与他的谈话，显然并不是第一手史料，仅仅是其在事隔一二十年之后的“回忆说词”，而且吴其昌在其中“还补充了一个《蔡松坡遗事》没有提到的他派蔡锷由上海赶往武汉的细节”。经笔者查证，吴其昌这篇《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原载于1942年8月出版的《思想与时代》第13期（《文史资料选编》第36辑刊登吴其昌此文时，在吴其昌名字之后加上“遗稿”二字是不对的。因为此文面世时吴尚在世），此时离梁启超1929年逝世也已有13年之久了。笔者前面三期的论述中曾经提到，梁启超生前曾在演说和著述之中至少四五次提及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起义之事，但却从来“没有提到的他派蔡锷由上海赶往武汉的细节”。那么，吴其昌在《梁任公先生别录拾遗》中的这段“濡笔追录”，尤其是“《蔡松坡遗事》没有提到的他派蔡锷由上海赶往武汉的细节”，真的是梁启超所说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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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思想与时代》第13期

请教曾先生，梁启超当时是这么说的吗？您找梁启超核实过其真伪，尤其是“《蔡松坡遗事》没有提到的他派蔡锷由上海赶往武汉的细节”吗？如果您真的找梁启超核实过，请出示梁启超的相关证词；如果没有梁启超的证词，您又凭什么而一口咬定梁启超当时就是这么说的呢？

曾先生曾谆谆教导我们“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而自己却拿吴其昌在梁氏故去13年之后的这番未经辨伪和考证的“回忆说词”来“说事”，岂不是出尔反尔？！在本刊发表的《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失误》系列文章中，笔者曾指出，曾先生“在使用有关史料时，既不辨真伪，也不加考证，只要符合自己的主观预设，只要符合自己的‘口味’，不管是牛是马，就不假思索地拿来便用”，这是其在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屡屡出现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之一。看来，曾先生今后真的“应高度重视史料辨伪和史事考证工作”，从根本上避免出现重大失误。

此外，曾先生在分析梁启超编织蔡锷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个“可爱”的故事的动机之时，不是说“梁启超作为蔡锷的导师，对其后来的历史功绩，自有其引导培育之功，也可借此为自己博得更多的‘点赞’”吗？那么，再请教曾先生，为什么梁启超生前在那么多的演讲和文章中，不趁机把自己带着蔡锷赴沪参加起义、并亲自派蔡锷赴武汉“探助”这样的壮举也宣传一番，以“借此为自己博得更多的‘点赞’”呢？作为梁启超 “暮年”时的学生，吴其昌当时为什么屡屡故意要隐瞒乃师可以“借此为自己博得更多的‘点赞’”的壮举，而在其故去十多年后才在“濡笔追录”中才披露如此重要的秘密呢？吴其昌如此隐瞒乃师生前如此重要的壮举，岂不是对梁启超的不尊、不敬、不道、不义吗？

所以，在曾先生出示梁启超的相关证词之前，我们只能说吴其昌这段“回忆说词”不符合历史事实，而不能说“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更不能以此作为蔡锷1900年未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证据！

综上所述，曾业英先生仅以吴其昌事隔一二十年之后这番未经辨伪和考证的“回忆说词”，就断定“梁启超所说并不符合历史事实”，并进而判定蔡锷1900年未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是不能服众的！（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