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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

在上一期的《曾业英先生又说错了》一文中，笔者指出，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曾业英先生在今年第9期《史学月刊》上发表的《蔡锷未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一文中提出了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即学术界关于蔡锷1900年留学日本期间曾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这一共识，纯粹来源于梁启超1926年11月4日在北京清华学校“蔡锷十年周忌纪念会”上的演说、由梁启超弟子周传儒笔记、发表于同年11月8日北京《晨报》的《蔡公松坡十年周忌纪念特刊》上的《蔡松坡遗事》一文，并断言梁启超《蔡松坡遗事》“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关于这一说法，曾先生是这样表述的：

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国内众多报刊为纪念这位反袁称帝的护国英雄，虽然发表了各地一大批悼念文电、纪念会演说词以及介绍他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但却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迄今所见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即《蔡松坡遗事》——引者），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详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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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基于对蔡锷稍有了解，笔者当然不敢苟同，并指出，梁氏还著有《祭蔡松坡文》一文。考虑到当年梁氏此文问世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并于上世纪30年代被夏丐尊先生和叶圣陶先生编入初中国文教材而妇孺皆知、家喻户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蔡端先生1982年所编之《蔡锷集》、毛注青1983年所编之《蔡锷集》中均收录此文（见下图），更为各种版本的梁氏文集所收录，因而此文流传甚广，所以笔者就没有必要指明其写作时间了。因为从该文的第一句“蔡公松坡之丧归自日本，止于上海，将反葬乎湖南”中，读者不难看出，梁氏此文作于1916年12月5日至17日蔡锷灵柩抵沪和离沪之间，这比曾先生所断言的“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的1926年梁启超《蔡松坡遗事》一文整整早了10年。这样，曾先生所谓“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的西洋镜就被彻底戳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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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毛注青编《蔡锷集》

笔者还曾强调，1926年之前梁启超还不只是在1916年的《祭蔡松坡文》中提及蔡锷1900年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义之事。在此，笔者不吝再为曾先生举出两例：

第一，1920年，梁启超在其《清代学术概论》之二十五节中写道：“启超既亡居日本，其弟子李、林、蔡等弃家从之者十有一人，才常亦数数往来，共图革命。积年余，举事于汉口，十一人者先后归，从才常死者六人焉。启超亦自美洲驰归，及上海而事已败。”

第二，1922年12月25日，梁氏为南京学界全体公开讲演时说：“（在日本）我们又一块儿做学问，做了差不多一年，我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唐先生便带着他们去实行。可怜赤手空拳的一群文弱书生，那里会不失败，我的学生就跟着唐先生死去大半。那时蔡公正替唐先生带信到湖南，幸免于难。此外还有近年在教育界很尽些力的范源廉君，也是那十几个学生里头漏网的一个。蔡公旧名本是艮寅两个字，自从那回跑脱之后，改名蔡锷，投身去学陆军。” （此文为题名为《护国之役回顾谈》，为梁氏的各种文集和有关蔡锷的纪念集子所收录，流传甚广。详见下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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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贾菁菁编选：《梁启超演讲集》

​所以，以上铁的事实证明，曾先生所谓“梁启超（1926年）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即《蔡松坡遗事》），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的结论绝对是错误的。

由上已证明，曾先生所谓“梁启超这篇纪念蔡锷逝世周年的演说词（即《蔡松坡遗事》），可以说是首开了这一说法的记录”的结论是错误的。铁证如山，不可推翻！那么，曾先生上文所谓“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介绍他（蔡锷）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蔡锷）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说法又对不对呢？

关于这一点，笔者要说的是，钢的事实证明，曾先生又说错了！在此，笔者再举一例以证之：

据笔者查考，1917年1月出版的《中华童子界》上有《蔡锷小史》一文，其中第一句就说：“蔡君松坡，原名艮寅，庚子岁汉口革命，君与其事，更名锷。”文中还进一步说：“及庚子夏，唐才常谋在汉口起义，君及同学诸人，多归国参与其事。事败之日，君及范源廉，以先时他出，得免于难。”（详见下二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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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蔡锷小史》

请教曾先生，《蔡锷小史》算不算“介绍他（蔡锷）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其文中所说“庚子岁汉口革命，君与其事”算不算“言及他（蔡锷）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您所谓“蔡锷1916年11月8日逝世后”“介绍他（蔡锷）的光辉业迹的生平略史”“没有一人以任何形式言及他（蔡锷）当年回国参加过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的断言是不是又断错了？

此外，曾先生既然要研究自立军起义，张篁溪的《自立会始末记》不会没有读过吧？张篁溪在此文中说：“光绪二十五年己亥夏秋之间，唐才常与梁启超、林圭、秦鼎彝(力山)、吴禄贞等会于日本东京，共商拟于长江沿岸利用会党举义，藉以夺取武汉以为基地；乃推林圭为首，回国与各会党联系，因林圭与哥老会中人多所素习，易于结纳故也。同行者有秦鼎彝、蔡艮寅(松坡)、田邦璇、傅慈祥、黎科、郑保晟、蔡承煜等人。”对此，曾先生是没有读过，还是读过又忘记了呢？对于张篁溪提及的这一史实，曾先生又作何感想呢？蔡锷于1900年回国参加唐才常自立军“勤王”起义还是不是“梁启超在此事远去26年之后编织出来的一个‘可爱’故事”呢？关于最后一个问题，答案当然不言而喻。

所以，曾先生今后搞历史研究切记要认真一些，细致一些，千万不可只是在大象的屁股上摸了一把就迫不及待地说大象是根绳子，更不可因自己的偏见和谬见就无端地将持正确观点的广大学者都说成是“矮人看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