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曾业英先生在其发表于《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中认为，击椎生绝非蔡锷，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但经笔湖南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副会长邓江祁教授查考，曾先生的上述结论完全不符合史实。本刊自今日起分20期连载邓江祁教授的辩驳文章，敬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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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字松坡，别号（笔名）击椎生

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其实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笔者在查阅有关蔡锷的史料时发现，早在1916年8月11日，云南《义声报》记者南舟在《蔡总司令功成不居》一文对这个问题就交代得十分清楚了：

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有似于张子房。子房击秦之明年，祖龙死，故邱琼山先生谓：豪杰并起而亡秦，皆子房一击之功。因观蔡总司令与唐抚军长声讨袁氏之罪，一声霹雳起于南天，尤搏浪沙中之一击也。且云南首义后，公即率第一军入川，首当大敌，血战泸纳，北军挫败，自公讨贼之明年，袁世凯死。……昨阅中央策令，任公为川督，公以积劳多病，电乞退休。功成而不居，大有张良从赤松子游之风，然后知公之青年即自号击椎生，至今日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亮节高风，与古豪杰后先辉映，此可见公之所挟持甚大而其志甚远也。虽然在公，功成身退，故可为今人树一良模范矣。特是共和再造，来日大难，而公之一身，实为天下安危之所系，斯人不出，如苍生何？吾不禁崇拜英雄而为之睾然高望，穆然深思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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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8月南舟所撰时评：《蔡总司令功成不居》

在这篇文章中，南舟不仅开宗明义地说：“蔡总司令当青年日自号击椎生”，而且还对蔡锷之所以“自号击椎生”的缘由也讲得十分清楚，即借“击椎生”的自号表明自己不仅要学习张良那种不畏强暴的精神，而且也要学习其不居功自傲的忠厚品德。因此，南舟认为，蔡锷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推翻袁世凯洪宪帝制之后，并提出辞职退休之时，“已偿其素愿并遂其初心。”

笔者还发现，同年11月蔡锷逝世后，云南的老报人惠我春和曾在蔡锷的指导下编纂云南《光复史》、《蔡松坡先生事略》的郭燮熙共同为蔡锷题写的挽联云：

少年别号击椎生，论智勇绝似张良，岂魄褫祖龙，嗟我公竟魂逝神山，指数功人应第一；

末路几同吞炭者，成勋名却殊豫让，奈声归仙鹤，俾予辈齐泪倾昆海，心伤国士更无双。

此联上联的首句中“少年别号击椎生”一语，即指明击椎生是蔡锷在年青时所取的别号；下联的首句中“末路几同吞炭者”的“吞炭”，指喉咙变哑失音。典出《史记·刺客列传》，说的是春秋末期，晋卿智伯被赵襄子灭门。智伯死后无子嗣为其报仇，其家臣豫让便担负起了报仇大任。为了达到欲乘间刺杀赵襄子以为智伯报仇的目的，豫让决定改变容貌，漆身为厉，吞炭为哑。1916年10月，时在日本治疗喉病的蔡锷在为汤觉顿等海珠事变烈士所题写的挽联中有“公等饮弹，我亦吞炭”之句，以“吞炭”自况。所以，惠、郭的挽联中“击椎生”、“吞炭者”都是指蔡锷，而且上、下联对仗十分严谨贴切，因而深得云南人民的欢迎，不仅为云南国是报社1916年所编之《蔡黄追悼录》收入，而且还附录于云南图书馆1917年印行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流传甚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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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国是报社1916年底所编之《蔡黄追悼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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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黄追悼录》收录的惠我春和郭燮熙为蔡锷题写的挽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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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云南图书馆印行的《护国军神蔡公传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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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国军神蔡公传略》收录的惠我春和郭燮熙为蔡锷题写的挽联

此外，当时知道击椎生是蔡锷年青时取的别（自）号的，还大有人在。1936年，曾与惠、郭二人共同办过《义声报》，后来担任过唐继尧秘书的何慧青在《护国之役云南起义秘史》中说：“蔡在日本留学时，尝著论发表于《新民丛报》，别号击椎生。”1943年，刘达武在所编之《蔡松坡先生遗集》中《年谱》“1900年条”说：“梁启超召公入《新民丛报》馆襄笔政，公署名奋翮生，一署击椎生，撰《军国民篇》以唤醒国人。”但据笔者查考，何、刘二人所说蔡锷曾用“击椎生”的笔名在《新民丛报》发表过文章一事则是记错了，并非历史事实。但在当时的战争环境中，文献资料条件很差，而《云南》杂志又是在日本出版的，何、刘二人的说法不太准确也是可以理解的。

由上可见，无论是在蔡锷生前还是死后，都有其部下或友人明确指出“击椎生”就是蔡锷的别号（自号），击椎生是谁的问题已早有明确的答案，既非什么秘密，也非什么历史的悬案。

因此，笔者在撰写有关蔡锷的文章和著作中，使用了蔡锷以击椎生为别号发表的遗著，并在2015年将这些佚著编入《蔡锷集外集》。

但近年来，却有个别学者出于不同的目的，对于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提出了质疑。殷英在《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0年增刊上发表的《蔡锷笔名质疑》一文和2007年出版的《殷承瓛与护国运动》一书中认为，击椎生在《云南》杂志上发表的诗文中涉及到当时云南的政治、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矿产资源和南滇、翠湖、江城等云南的地名和著名风景区，“而1907年蔡锷尚未到过云南，对云南地名尚不熟悉，故击椎生并非蔡锷笔名，而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殷承瓛的笔名”。为此，笔者于2012年6月作《蔡锷的击椎生笔名考论——兼与殷英同志商榷》一文，根据笔者掌握的相关史料，从击椎生的经历与蔡锷的经历相吻合、击椎生关心时政的特点与蔡锷十分相似、击椎生学识结构与蔡锷基本相同、击椎生政治观点与蔡锷完全一致以及时人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是知情的等五个方面，对蔡锷的击椎生笔名问题进行了全面而详细地论证，最后认定击椎生不是殷承瓛的笔名，应是蔡锷的笔名。同年12月，殷英又在《青海师范大学学报》上发表《蔡锷笔名探析》一文，对自己以前的观点做了修正，改言为击椎生“可能是云南籍留日学生的笔名”，但究竟是谁的笔名，尚待进一步“确认和研究”。

笔者本以为，天下从此就可太平了。但是，无独有偶，时隔4年之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曾业英先生的《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以下简称曾文）一文，经蔡美彪、徐曰彪、李少林等三位先生及三位匿名审稿人评审通过后，正式在自称为“一直是全国历史类期刊中居首位的核心期刊”《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上发表。此文通过一系列的“考证”，最后“认定这个在《云南》等报刊上发表诗文的击椎生绝非蔡锷，而八九不离十可认定他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

本来，由于学者掌握的史料不同，看问题的角度有异，得出不一样的结论，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不足为怪。就好像有些人喜欢在茶余饭后，常说某某人的眼睛象某某明星，某某人的鼻子象某某名人。对于诸如此类的街谈巷议，人们听后也就往往一笑了之。因为历史事实摆在那里，既不会因你说是就是，也不会因你说非就非。但出人意料的是，曾先生在文前还说要“就教于各位专家，不妥之处，敬祈指正”，结果却还没等专家出来指正，就迫不及待地在文末说：

湖南岳麓书社出版的邓江祁编《蔡锷集外集》及其新著《护国元勋蔡锷传》，竟张冠李戴，将以击椎生为名发表的8万余字的诗文收录其中，并据此以8000多字的篇幅专辟《维护利权》一节，作为蔡锷的生平业绩，不能不说是个重大失误，也是对唐璆的不负责任与不公，亟应以适当方式予以纠正，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

不仅如此，曾先生还自以为是，致信蔡锷家乡邵阳市大祥区政协负责人，批评其所编《蔡锷诗文选》从笔者所编之《蔡锷集外集》中转录了蔡锷以击椎生为笔名发表的部分诗文，并要求其“设法纠正”。

众所周知，法官在宣布判决书之后，被判决人倘若不服，尚有上诉的机会和权利。而况你曾先生的所谓“判决”，事实是否清楚，证据是否确实，程序是否合法，量刑是否合适，等等，都还未经历史的检验，就草率要求执行，冤假错案遂由此而生焉。

所以，曾先生置大量的历史事实于不顾，拼凑一些所谓“考证”，最后认定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确实有点“霸王硬上弓”的味道。事实胜于雄辩。历史研究是要凭扎实可靠的史料来说话的，没有扎实可靠的史料，不管你来头多大，资格多老，级别多高，全都无济于事。因此，曾先生在拿不出任何经得起检验的能证明击椎生不是蔡锷别（自）号而是唐璆的别（自）号的史料的前提下，还硬要说击椎生就是唐璆，这就注定其在错误的泥沼中越陷越深，不能自拔。

有鉴于此，为了对历史负责，对蔡锷和唐璆负责，对广大读者负责，笔者特作此文，以铁的事实与曾先生商榷，并就教于方家，“以免对蔡锷和唐璆的研究造成不良影响”，同时也希望借此对于当前治理学术不端和学术腐败，纠正当前历史研究中存在的不尊重史实，信口开河，以讹传讹，牵强附会，捕风捉影的不良学风有所裨益。

由于曾先生既不辨史料、又不考史事，结果在其二万多言的文章中，错误连篇累牍，惨不忍睹，不胜枚举；而笔者三万余字的商榷文章又实在太长，因此，笔者拟将曾先生文章中的失误归纳成15个大的方面，每期以扎实的史料和精到的研究，深入剖析曾先生一个大的失误，共分15期在本刊连载。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几个月时间里，共同尽情地享受这份史上最为丰盛而又营养、真实而又生动的历史盛宴吧！（未完待续）

（摘自邓江祁教授未刊稿《击椎生绝非唐璆，而是蔡锷——与曾业英先生商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