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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锷（1882－1916）

    近年来，蔡锷是岳麓书院的学生的说法不胫而走，并常常见之于各种书籍和文章。然而，这种说法却不无问题，明显与史实不符。有鉴于此，笔者不揣浅陋，根据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略作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一

　　2003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之《湖南大学2003年本科招生指南》（以下简称《招生指南》）一书中提到：“晚清以后，这里（岳麓书院）涌现出了众多的人才群体，如魏源、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谭嗣同、梁启超、蔡锷、陈天华、程潜等。”^[1](P22) 2006年教育部教育管理信息中心所编之《中华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一书中明确地说：“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如魏源、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蔡锷、陈天华、熊希龄、程潜等都是岳麓书院学生。” ^[2](P456)次年，国家旅游局编《中国旅游景区景点大辞典》在介绍岳麓书院时说：“晚清以后，这里涌现出了众多的人才群体，其中最著名的有鸦片战争前后出现的以陶澍、魏源为主体的政治改良派人才群体；咸丰、同治年间出现的以曾国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为主体的“中兴将相”人才群体；戊戌变法期间出现的以谭嗣同、唐才常为代表的维新变法派人才群体；变法失败后以蔡锷、陈天华、程潜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人才群体。” ^[3](P1219)2014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发布的《教学科研人员招聘公告》也称“许多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如魏源、陶澍、郭嵩焘、曾国藩、左宗棠、蔡锷、陈天华、熊希龄、程潜等都是岳麓书院学生。”

　　由于湖南大学及其岳麓书院和教育部、国家旅游局所编的书籍中都说蔡锷曾是岳麓书院学生，因此，此说便逐渐流传开来，并被人们广为引用。

　　任保平在《观沧海》一书中提及岳麓书院时说：“历史上像王夫之、魏源、曾国藩、左宗棠、蔡锷等大批影响中国历史的著名人物都出自此处。”^[4](P234)

　　陈薛俊怡在《中国古代书院》中说：“从1903年到1926年，岳麓书院完成了从古代书院到现代大学的变革，正式定名为湖南大学。在这一伟大变革时期，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之栋梁，其中有变法志士唐才常、熊希龄、沈荩，民主革命先驱蔡锷、陈天华、程潜……” ^[5](P115)

　　江堤在《中国书院小史》中说：“岳麓书院在清代继续保持了作为我同南方文化教育中心和学术中心的地位。不少历史上叱咤风云的人物赋予了这座庭院高度的文化内涵，在此讲学的著名学者有王文清、王先谦、皮锡瑞、谭嗣同、梁启超、宾步程等数十人。著名学生藩、左宗棠、郭嵩焘、胡林翼、刘蓉、刘长佑、曾国荃、李元度、刘坤一、唐才常、沈荩、熊希龄、蔡锷、杨昌济、范源濂、程潜、蔡和森、邓中夏、杨树达、黎昌济、陈天华、谢觉哉等，都是由这座庭院开始步入社会。” ^{[6](P246-247)}

　　精品购物指南报社所编之《人文中国》中说：“出身于岳麓书院的名人难以计数，思想家王夫之、魏源衣钵于此，曾国藩、曾国荃等也曾在此受到熏陶。书院改学堂以来，仁人志士不少也渊源于此。唐才常、黄兴、蔡锷、陈天华、邓中夏、蔡和森、何孟雄无一不是岳麓之系。” ^[7](P138)

　　王习加主编的《长沙史话》也说：“岳麓书院培养了一大批中国之栋梁，其中有变法志士唐才常、熊希龄、沈荩，民主革命先驱蔡锷、陈天华、程潜，著名教育家杨昌济、徐特立、范源濂……”^[8](P91)

　　当然，笔者也发现，一些学者似乎对此有不同意见。1988年湖南大学出版社出版、由陈谷嘉主编的《岳麓书院名人传》一书中，并未将蔡锷列入。2010年王观所编《岳麓书院》在名人简介中也未提及蔡锷。同样，2011年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院长朱汉民主编的《岳麓书院》“历代著名学生”一章中未列入蔡锷。2013年朱汉民等著《岳麓书院史》一书在“楚材斯盛”一节中，虽然列有魏源、曾国藩、左宗棠、唐才常、沈荩等人，也未列入蔡锷。众所周知，蔡锷是中国近代史上伟大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杰出的民族民主革命家，如果他在岳麓书院就读过，而列入其著名学生名录肯定是当之无愧的。由此可见，陈谷嘉、王观、朱汉民等人在其著述中未将蔡锷列入岳麓书院的名人或历代著名学生的名录，绝对不会是一时的疏忽。而陈福季则对2005年11月2日《中华读书报》刊出的洪烛《那些遥远的读书人》一文中关于谭嗣同、梁启超、黄遵宪、蔡锷、陈天华等五人是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观点提出了质疑，并通过对这五个人的经历分析，得出了这五个人“不仅都没有在岳麓书院学习的经历，而且简直都与当时岳麓书院的主流思想尖锐相对”的结论。^[9](P161)这就说明，对于蔡锷是否岳麓书院学生的问题，学界的看法并不一致。

　　 二

　　众所周知，蔡锷曾于1897年考入时务学堂，在该校学习过半年多的时间。时务学堂是1897年开办的。是年9月，为了培养维新人才，熊希龄等湖南维新派筹设时务学堂，得到了湖南巡抚陈宝箴、署按察使黄遵宪的支持。10月，时务学堂正式成立，陈宝箴任命熊希龄为时务学堂提调(校长)，主持一切行政事务。学堂聘请梁启超、李维格为中、西文总教习，欧榘甲、韩文举、叶觉迈、唐才常等为中文分教习，王史为西文分教习，许奎垣为数学教习。这些教习都具有变法维新思想，体现了时务学堂为维新变法培养人才的办学理念。

　　11月14日，梁启超从上海抵达长沙，就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他到任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拟定《学约》，对时务学堂学生提出了立志、养心、治身、读书、穷理、学文、乐群、摄生、经世、传教等十个方面的要求，殷切希望学生师法孟子、范仲淹、顾亭林，以天下为己任，将个人的生死、毁誉、苦乐置之度外，同时还要求学生须深通六经及周秦诸子，以求治天下之理，博览历代制度沿革及泰西宪法官制，以求治天下之法。学生学成之后，要“以宗法孔子为主义”，共矢宏愿，“传孔子太平大同之教于万国”。

　　11月29日，时务学堂在临时租用的长沙小东街故阁老刘文恪的旧邸开学。梁启超按照既定的教育方针，“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之政治论” ^[10](P56)，向学生大力宣扬孔子改制学说和“三世”说，鼓吹变法维新。与此同时，梁启超等维新人士在时务学堂“所言皆当时一派之民权论，又多言清代故实，胪举失政，盛倡革命”，还秘密摘印具有反清的思想的“《明夷待访录》《扬州十日记》等数万册，秘密散布”。^[11](P83)

　　然而，时务学堂这些“离经叛道”的举动，很快就引起了以岳麓书院师生为代表的守旧派的仇恨。1898年6月底，岳麓书院的学生宾凤阳、杨宣霖、彭祖尧等联名上书时任岳麓书院山长的王先谦，以维护“名教纲常”、“忠孝节义”为据，对熊希龄、梁启超大加攻击，说什么“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立，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夫时务学堂之设，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实学，储备国家之用，煌煌谕旨，未闻令民有权也，教人平等也”，而“成就如许无父无君之乱党，果何为哉?”最后，他们要求王先谦“务祈函达中丞”，对时务学堂“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教习”。 ^{[12](P2188-2189)}本来就对时务学堂主张新学而强烈不满的王先谦接此上书后，正中下怀，立即联络张祖同、叶德辉、苏舆等十人，于7月10 日联名向陈宝箴呈递所谓《湘绅公呈》，大肆诋毁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等人“倡为平等、民权之说，转相授受”，“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并攻击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等人“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使湘省“学子胸无主宰，不知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使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因而强烈要求陈宝箴将时务学堂“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 ^{[12](P2190-2191)} 8月，王先谦又煽动岳麓、城南、求忠三书院生童集议于学宫，制订了所谓《湘省学约》，企图抵制维新思想的传播，并制造“飞诬揭帖”，将前次宾凤阳等上王先谦书中添加“流言蜚语”，谓“时务学堂教习争风，择堂中弟子文秀者，身染花露，肆行鸡奸”等语，“刊刷揭帖，四处张贴分送”，对时务学堂学生及教习进行恶劣的人身攻击。^[13]陈宝箴获知此情后非常震怒，欲传讯宾凤阳。王先谦闻讯后则立即致书陈宝箴进行抗辩，百般否认有此事，并以辞去岳麓书院山长相要挟，致使陈宝箴不得不收回成命。不久，北京政变发生，光绪帝被囚中南海瀛台，谭嗣同等六君子在北京菜市口罹难，陈宝箴父子及熊希龄均遭革职，时务学堂原有师生于是皆离开学堂，星散各处。

　　由上可见，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当时在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式存在着天壤之别，一个是新学，一个是旧学；一个立志维新，一个顽固守旧，两者乃冰炭不可同炉。这就说明，蔡锷当年就读的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当时就是“仇家”，是王先谦、宾凤阳等岳麓书院师徒必欲去之而后快的眼中钉、肉中刺。所以，“蔡锷是岳麓书院学生”和“蔡锷是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等说法都不符合史实！

三

    既然蔡锷当年就读的是时务学堂，并非岳麓书院，为何又有人要说他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呢？看了湖南大学网站提供的学校历史沿革图，我才恍然大悟：原来这一切都是学校合并惹来的事。因为此图显示：时务学堂1899年改办为求实书院，1902年后又改办为湖南省城大学，1903年春又改名湖南高等学堂（校址在落星田）。而岳麓书院于1903年也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1905年，这两所湖南高等学堂又合并成为新的湖南高等学堂（校址在岳麓书院旧址）。这样一来，按照这张历史沿革图，校址在落星田的湖南高等学堂的前身时务学堂与校址在岳麓书院的湖南高等学堂的前身岳麓书院就拐弯抹角地扯上了“关系”。

　　据笔者查考，关于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合并”之说，应较早来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学者江堤1995年所著《岳麓书院》一书。在该书中，江堤说：“清末，近代资产阶级改良政治家、思想家谭嗣同、梁启超在后来归并于岳麓书院的时务学堂任教。”^{[14](P141－142)} “岳麓书院在改为湖南高等学堂的过程中，合并了原时务学堂改制的高等学堂。时务学堂创建于光绪二十三年(1897)，著名教师有谭嗣同、梁启超、熊希龄、唐才常等人，著名学生有蔡锷等……。戊戌变法失败后，时务学堂被迫改为求实书院，尔后又改为省城大学堂，直至并入岳麓书院时止。” ^[14](P144)

　　后来，江堤的上述说法得到了湖南大学的认可。1996年，何长胜主编的《湖南大学校史（976—1949）》就说：“时务学堂后改求实书院，再改湖南高等学堂。光绪二十九年(1903)，岳麓书院亦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两学堂合并在岳麓书院原址办学。” ^[15](P1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所以经过这段短时期的曲折之后，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终于合流，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和湖南大学的前身。” ^[15](P49) 2003年，谢炳炎主编的《湖南大学校史》也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求实书院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所以经过这段短时期的曲折之后，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终于合流，成为湖南高等学堂和湖南大学的前身。”并称：“光绪二十八年成立湖南高等学堂就是在时务学堂——求实书院的基础上创办的。次年岳麓书院亦改为湖南高等学堂。于是，岳麓与时务两校终于合并成为湖南近代的最高学府，同为湖南大学的前身。其优良传统和学风在南大学得到了继承和发扬。”^[16](P72-74)这样，按照现行学校合并的模式和湖南大学《校史》的说法，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自然是一家了，当年互为仇家、势不两立的时务学堂的学生与岳麓书院的学生一夜之间也都变成为亲密无间的校友了，相视一笑泯恩仇了。因此，不仅蔡锷成了岳麓书院的学生，就连曾在时务学堂“盛倡革命”的谭嗣同、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也都自然成了当时以守旧著称的岳麓书院的教师，而且曾在由时务学堂改办而来的长沙求实书院就读过的陈天华、李云龙、李燮和、余焕东等人，也一应变成了岳麓书院的学生！

　　由于有了《校史》的上述结论，所以《招生指南》一书，也就大胆地将谭嗣同、梁启超、蔡锷、陈天华等人统统称之为岳麓书院涌现出的人才了。又由于有了湖南大学的《校史》和《招生指南》的宣传，蔡锷是岳麓书院的学生，是从岳麓书院走出来的等说法也就不胫而走，广为传播了。

　　但笔者以为，湖南大学的历史沿革图所标示的时务学堂改办为求实书院和江堤的《岳麓书院》、湖南大学的《校史》中关于时务学堂并入岳麓书院及“岳麓书院与时务学堂终于合流”和“岳麓与时务两校终于合并”之说均值得商榷。

　　第一，据笔者查证，时务学堂在戊戌变法失败后已不复存在。因为1899年2月28日,时任湖南巡抚俞廉三上奏清政府称：“查湖南省城各书院，所设斋房,仅敷各本院肄习生所居，未能归并,惟有就前经裁撤之时务学堂原筹经费,另设求实书院,延中学教习三人,算学一人,西文译学二人，分调通省各府州考选保送聪颖恂谨生童,共以一百二十名为率。严立课程，分科分班，朝夕讲贯,定期考校，务求有裨实用,冀成远大之材。从前所设时务学堂,亦系中西兼习，初意本期为有用之学,无如教习不得其人,致滋邪说,几败士风。此次设立书院,系属别创规模,延教习必以品行为主,选生徒则以沉静为先。中文所授,不外经史大义,贤哲格言,俾正本源而端心术。算学、西文，均系华人之兼通者，亦必求名教中人,不许稍参异端之说,庶不致贻误生徒,致妨正学。” ^{[17](P449-450)}俞廉三的这份奏折清楚地表明，时务学堂已经被“裁撤”，而求实书院则为“另设”，“系属别创规模”,并非将前者改办为后者，只是将原来争取来办时务学堂的经费，因其不复存在而用于办求实书院，加之两者办学的指导思想、教学内容、教学方法、管理方式大为不同，所以求实书院与时务学堂之间并不存在承续的关系。以上应为时务学堂的归宿和求实书院的设置的官方或者权威的说法。关于这个问题，时务学堂的旧生唐才质在《湖南时务学堂略志》一文中也说得很明白：“至是年（1898年）下二月举行甄别一次，学生留校者益复寥寥。明年，改为求是书院，迁往落星田求贤馆旧址，另招新生开学。‘时务’二字遂成为历史名词。”^[18](P254)这说明，求实书院与时务学堂一不同址、二不同人、三不同道，两者既无人员的转移也无财产的转移，因此并没有承续关系。1919年8月毛泽东在一篇文章中也说：“时务以短促的寿命，却养成了若干勇敢有为的青年。”^[19](P643)这就表明，在毛泽东看来，时务学堂也是昙花一现，并没有延续下去。既然时务学堂早在1898年就已经因被裁撤而不复存在了，何以到了1903年又与岳麓书院“合并”“合流”？难道世界上有存在的一方与并不存在的另一方“合并”或“合流”之事实吗？因此，时务学堂并不是求实书院的前身，也不存在后来又与岳麓书院“合并”或“合流”的问题，蔡锷也不可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

　　第二，即便如湖南大学的历史沿革图所示和《校史》中所说，时务学堂后来改办为求实书院，求实书院后来又改为湖南高等学堂，次年岳麓书院亦改制为湖南高等学堂，到1905年，这两所湖南高等学堂又合并成为新的湖南高等学堂，蔡锷也不可能因此就成了岳麓书院的学生。因为学校由于合并，就把所有合并进来的学校及其前身，乃至它们前身的前身的学生统统称为校友，甚至将其中甲校的学生说成是乙校的学生，这也是不妥的。就象社会上，某女与某男结婚，他们双方的父母和七大姑、八大姨之间，虽然因而有了亲戚的关系，但毕竟不是“直系亲属”，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向别人介绍妻子的父母时，只能说是自己的岳父、岳母，而不能说是自己的父母；在介绍妻子的弟弟时，只能说是自己的内弟或小舅子，而不能说是自己的弟弟，否则就会产生误会。因此，学校变更后，它们以前的学生之间的关系，也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不能混为一谈。如果学校一直办下来，只是更名，该校的学生应可互称为校友。例如，1916年12月15日，梁启超送蔡锷遗照去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并在该校发表演讲说：“蔡公松坡，实为此校前班学生。”他的此举和此说都没错。虽然此校当时已名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但它却与蔡锷1899年考入的南洋公学有着深厚的渊源关系：1905年，南洋公学归商部接管，改名为商部高等实业学堂。1906年，学校改隶邮传部，校名也随之更改为邮传部高等实业学堂。1911年辛亥革命后，学校又改名为南洋大学堂。1912年，学校改隶北京政府交通部，又更名为交通部上海工业专门学校。可见，从南洋公学到上海工业专门学校虽然几易校名，但学校本身并没大的变化，是一脉相沿，承续不断地办下来的。所以，梁启超称蔡锷为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的“前班学生”，上海工业专门学校称蔡锷是其校友，都没有错，符合历史的事实。同样，后来上海工业专门学校更名为交通大学上海学校，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又被定名为上海交通大学，因此，上海交通大学称蔡锷是其校友也没错，也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事实上，湖南大学1996年和2003年先后组织编写的两部校史中虽然都提到时务学堂并入岳麓书院，但也都是将蔡锷列入时务学堂的著名学生，而并未将其列入岳麓书院的著名学生。所以，湖南大学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即使以学校合并为由，也不应说蔡锷出自岳麓书院，因为时务学堂与岳麓书院并无直接的渊源或承续关系。列宁曾经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 ^[20](P257)所以，高校经过合并后，对于合并进来的学校及其前身的学生是否都能互称校友的问题，应当具体分析，分别作出符合史实的界定，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综上所述，我们最后不难得出以下结论：时务学堂无论在当时，还是后来，都与岳麓书院没有渊源或合并的关系；作为时务学堂的学生，蔡锷与岳麓书院也没有关系，更不可能是岳麓书院的学生。如果湖南大学的一些部门和单位坚持要以学校历史上的改办或合并等理由，与蔡锷扯上关系的话，那么，比较“靠谱”的说法也应当是：蔡锷是湖南大学的前身之一时务学堂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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