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陶钧曾说自己是湖南时务学堂学生，并被广泛引用，但经研究，其说法疑点颇多。笔者根据有关史料，对这一问题作一考证，以求教于方家。

一

石陶钧（1880-1948），字醉六，湖南省宝庆府邵阳县和安乡大树村 (今邵阳市新邵县潭府乡大树村)人，曾积极协助黄兴、蔡锷从事反清、反袁活动，为创建民国、维护共和作出过重要贡献，是湖南近代风云人物之一。石陶钧曾在《六十年的我》中说：“一八九八年三月，长沙时务学堂开学，其组织与所倡学说，倾于民主政治及一般科学常识，并主张废科举、兴学堂，梁启超为其主要导师。仁铸推荐我与子善（即石的六兄石襄钧——引者）及蔡锷加入梁门，为学堂学生。”^{[1]（P20-21）}据查考，他这段有关其时务学堂经历的说法虽然具体明白，但疑点有四：

第一，据史料记载，湖南时务学堂开学的时间是1897年11月29日（阴历十一月初六），并非1898年3月（石所说的时间应为阳历，若为阴历差距就更大）。^{[2]（P456）}

第二，梁启超1897年11月14日抵湘，1898年3月初就已因病离开长沙赴上海就医，石陶钧若果真是1898年3月入的时务学堂就不可能“加入梁门”。 ^{[2]（P494）}

    第三，时务学堂录取学生的规矩非常严格，虽有官绅保送学生之说，但仅为参加考试的一种资格审查，即官绅认为所保送之学生聪明好学、果堪造就，最后一律以考试成绩为依据，按名额择优录取，宁缺勿滥。而且学生被录取入堂后，还有三个月的试习期，试习期满，由总教习会同总理绅董严加甄别，成绩优秀者留堂继续学习，成绩差的则屏退。后来根据梁启超的建议，时务学堂所录学生分内课生、外课生、附课生三种形式，且规定：“如有功课精进、年例相符者，外课可即升为内课，附课亦可由外课渐升内课。”^[3]据查考，蔡锷通过参加第一次招考，以优异成绩而被录取为头班学生，试习三个月后，经严格甄别以内课生被继续留堂学习。^[4]石陶钧的六兄石襄钧经1898年3月22日举行的第二次招生考试而被录取为外课生。^[5]所以，石陶钧所说其由学政徐仁铸推荐为时务学堂学生并不可信。

第四，时务学堂前后招生三次、补招两次，所录学生名单均在《湘报》上予以公布。但查遍学堂所录内课、外课、附课诸生名单，均无石陶钧的名字。这就证明，石陶钧并未被时务学堂正式录取。

二

虽然石陶钧的说法有诸多疑点，但参诸其他史料分析，石陶钧又确曾在时务学堂学习过，并与蔡锷同为梁启超的弟子。证据有三：

一是叶德辉曾向熊希龄推荐过石陶钧。石陶钧1895年4月到宝庆府参加院试时因成绩优异而为主持考试的省学政江标所赏识。院试后，中了秀才的石陶钧由江标推荐入长沙校经书院学习，并被安排住在著名学者叶德辉家从其学习经学。后江标见叶德辉思想守旧，又将石陶钧从叶家转住督学官署内萱圃，在他的亲自指导下学习并进行一些自由研究。对于江标命石陶钧离开校经学堂和叶家而去学署萱圃一事，叶德辉大为不满，认为这是断了石陶钧的进取之路，“名为读书，而实无所事”。1897年9月时务学堂开办之初，江标又想将石陶钧送入学堂学习，却因叶德辉“持以为不可”而作罢。1897年12月，江标在湖南的三年学政任期届满，在离湘赴沪之际，江标认为石陶钧与他的另一个学生刘焕辰均为可造之材，准备带他们一道赴沪学习，并在适当时送他们出国深造，然而，又遭到了叶德辉的强烈反对。叶德辉认为，石陶钧“天姿既敏，志趣尤奇”，若“因材以教，颇有所成”。因此，就在他们即将登船赴沪之际，叶德辉将石陶钧与刘焕辰两人秘藏于斗室之内。江标明知是叶德辉作祟，但遍寻不得，只好怏怏而去。江标走后，时务学堂第一次招生已结束，为了不影响石陶钧、刘焕辰的学习，叶德辉又致信时任时务学堂提调(主持校务)的熊希龄，推荐石陶钧、刘焕辰二人入时务学堂学习，认为他们到时务学堂学习，可以“通晓万方之略，周知天下之情，毫不累于考试，亦不累于章句”。叶德辉既然先前反对石陶钧入时务学堂，现在为何又要石陶钧入时务学堂呢？原来叶德辉是个思想守旧之人，一直是希望石陶钧通过正途取得功名的，江标命石陶钧离开校经学堂，他觉得十分可惜，“以为失此校经即无进取之路”，因此，一直在找机会“再为（石陶钧）设法补入（校经书院）”。他此时向熊希龄推荐石陶钧入时务学堂，并非是要把他培养成维新变法的人才，而是在石陶钧尚未重新补入校经书院之前，“非不可时务也”。 ^{[6]（P593-594）}这样，既可让石陶钧在时务学堂通晓各国方略、周知天下事情，又不会影响他将来参加补入校经书院的考试，也不影响他作章句。

    二是叶德辉也曾向梁启超推荐过石陶钧。熊希龄1898年在致陈宝箴的信中说：“梁卓如去年在湘，叶焕彬（即叶德辉）与之极洽，酒食往来，龄所亲睹，后又带领石陶钧、刘焕辰二人率往谒见，并谓石陶钧云：‘梁先生讲《公羊》，你不妨从而学之。’”^{[6]（P589）}这说明，在时务学堂初创及梁启超到湘前期，叶德辉与梁启超往来密切，关系尚好，还当面向其推荐过石陶钧和刘焕辰“加入梁门”。其中，刘焕辰后来也经时务学堂第二次招生考试被录为内课生。^[3]

三是梁启超承认自己在时务学堂时教过石陶钧。1922年8月梁启超讲学东南大学时，石陶钧闻讯后曾携其所珍藏的江标遗札前往拜见。梁启超见江标遗札后，悲喜交集，睹物思人，抚诵再四，特作《石醉六藏江建霞遗墨》一文，忆述了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执教期间与唐才常、谭嗣同、江标的交往，并说当时在时务学堂“醉六与蔡松坡在当时同学中齿最稚，亦最为建霞所赏爱” ^{[7]（P152）}。这说明，梁启超执教时务学堂时，石陶钧又确是其学生之一，且与蔡锷同学。

三

综合以上史料和考证，对于石陶钧时务学堂学生的问题，我们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

1.石陶钧有关其时务学堂经历的回忆虽然有诸多舛误，但他确曾在时务学堂受教于梁启超，其入堂时间不是1898年3月，应为1897年12月，即江标离湘之后。

2.石陶钧虽然在时务学堂学习过，但并未取得时务学堂正式学籍。因为他并不是通过参加入学考试被录入时务学堂学习的，而是通过叶德辉在未将其补入校经书院之前分别向熊希龄和梁启超推荐进去的，属跟班学习或寄读的性质。

所以，石陶钧虽然在时务学堂学习过，但严格地说来，还不是时务学堂的正式学生，属于借读性质。

参考文献：

[1]石陶钧.六十年的我[A].湖南历史资料编辑室编. 湖南历史资料（1981年 第2辑）[C]. 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1.

[2]蔡乐苏等著. 戊戌变法史述论稿[M].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01.

[3]时务学堂第二期取准学生榜示[N].湘报，第37号.

[4]时务学堂三月期满甄别学生去留榜[N].湘报，第46号.

[5]时务学堂第二班学生并头班补行甄别榜[N].湘报，第91号.

[6]杨家骆.戊戌变法文献彚编（第2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

[7]梁启超. 梁启超诗文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

(原载：《邵阳学院学报（社科版）》2014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