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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有自闭症的少年雷文锋离开了人世，在他还有8天就可以过16岁生日的时候。

因为新京报的深度调查，这个曲折的悲剧得以呈现在所有人面前，广东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持续的非正常死亡现象也终于揭开冰山一角。

14年前，南方都市报发表《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记录了大学毕业的孙志刚因缺少暂住证，被当作“三无人员”活活打死的事，由此引发了收容遣送制度的废止，“收容”变为“救助”。

而如今，在看似完善的救助制度下，一条鲜活的生命还是在环环相扣的流程中消逝了。

从孙志刚到雷文锋，他们都只是一个巨大的“恶行链条”的牺牲品。然而正是属于个体的故事，触及到了人们的内心深处，带来滚雪球般的影响力，得以撬动宏大的现实。

曾写下《永不抵达的列车》的赵涵漠说过：“再大的悲伤也比不上这一个个具体而微的悲伤。”

我看到在雷文锋父亲写的寻人启事上，对他的描述是“有智障，自闭症，吐字不清，不会普通话”。雷文锋在生命的最后时光，受到社会中各种“平庸之恶”的痛苦折磨，犹如被扔在绝望的黑夜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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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文锋在去年失踪时，家人所发出的寻人启事

恶行的链条

3月20日，新京报推出上万字的调查报道《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之路》，完整地复原了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从出走迷失，辗转于医院、派出所、救助站，最后被托养中心送至医院死亡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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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闭症少年之死，让人心寒的地方不仅是生命的脆弱、卑微，更在于害死雷文峰的整个“救助”流程，在表面上看来竟然都是“符合规范”的：派出所民警送他到程序规定的地方，医院帮他治疗伤病，救助站按照法律法规进行救济，托养中心履行职责收留他……

但这套流程是否真的没有问题呢？从新京报的报道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端倪：

一、警方将雷文锋转移至救助站，在填写登记表格时，雷文峰不仅准确说出了自己的名字，还说出了母亲的名字，但警方并未根据这些信息做进一步的查询。因为没有身份信息，雷文峰被错误估算了年龄，失去了原本对未成年人应有的庇护。

二、东莞救助站“按照规定”在东莞电视台为雷文锋发出了寻亲启事，并未将他的信息录入全国寻亲网站，理由是人手不够，需要批量录入。而另一边，雷文锋的亲人天天都在寻亲网站上搜寻他的消息。

三、责任最为重大的托养中心，被发现存在着“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这个民间救助机构成为地方领导及亲属牟利的工具。雷文锋在这里从一个敦实的小胖子变得骨瘦如柴。

有网友在评论区哀叹，哪怕中间任何一个环节，有一个人能稍微认真负责一些，雷文峰可能就不会死。

刘瑜在《恶之平庸》里写过这样一句话：当一个恶行的链条足够漫长，长到处在这个链条每一个环节的人都看不到这个链条的全貌时，这个链条上的每一个人似乎都有理由觉得自己无辜。

而这些年来，因为各种原因流离失所，需要救助的人们，就将生命依托在了这样一个“恶行的链条”上。

谁来为悲剧负责

在确凿的调查出炉前，当地政府曾试图掩饰这一丑闻，在新丰县政府网站上发公告否认托养中心存在“多人非正常死亡”的事实。

而新京报记者在殡仪馆的记录里发现：仅在今年1月1日到2月18日，49天内由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是20人。如果将时间线拉长，该托养中心成立6年来，死亡人数可能近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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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

据新京报最新的追踪报道，昨晚新丰县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县长马志明承认，练溪托养中心死亡率较高，当地政府监管失责。民政部门已于3月2日正式取缔该托养中心，对4名负责人采取强制措施，并对现有733名托养对象进行了妥善安置。

网站上否认“多人死亡”的信息，也被《韶关市严厉查处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所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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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京报在今天发布社论《用“制度补丁”让雷文锋式悲剧消失》，其中写道：“雷文锋之死，主要源于制度执行层面的责任链失守，而非在救助制度本身，但用制度办法去规避这多重的执行缺漏，仍很有必要。”

文章指出，雷文锋的悲剧照见了某些生命意识匮乏的人心，而这份意识疏漏，不妨通过制度补丁去填缺。

中国青年报以一篇《谁来为“救助”名义下的死亡负责》来问责这一事件：这样一个让近百个生命消逝的地方，到底发生了什么，又有谁来为这种“救助”名义下的死亡负责？不管怎样，都不能仅仅如此撤离了之。

调查报道没有死

“旧闻评论”指出，新京报的报道是对最先披露此事的自闭症垂直自媒体“大米和小米”的报道接力，后者是前南都首席记者姜英爽创办，因为这个报道喝了两次茶。

另一位前南都首席记者韩福东在这一事件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调查报道并没有死。”

韩福东的评论文章《孙志刚死后14年，为什么雷文锋仍须死？》发表在自媒体“冰川思想库”上，在文章末尾，他写道：

从2002年进入媒体，十多年的光景里，我和同行们亲历了调查报道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它的衰落。

与其说，我在为新京报的扒粪行动鼓与呼，毋宁说我在凭吊一个刚风华正茂就迅速老去的媒体年代。这心中的块垒，岂是一篇打苍蝇的调查报道所能浇平？

雷文锋事件让人想14年前的孙志刚，首先是因为两个案例本身有诸多相似，韩福东对其共性的总结是：既有的监管体系是失效的，它需要一次来自舆论的清毒与重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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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志刚

另一方面，它们都彰显了媒体调查报道的价值。《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起社会轰动后，导致收容制度的废除，这对于媒体、对于记者而言都是莫大的安慰。

那是中国调查报道黄金十年的开端，调查记者们有一个可以仰望的目标，为了那份理想挥洒热血。

而今天，《一个自闭症少年的死亡之路》在新京报的微信公号上的阅读量突破了10w ，这是当下一篇文章在社交网络上广为流传的标准。

但我们都知道，这篇调查报道的价值远远大于“10w ”。在媒体被唱衰、舆论监督艰难的时代，依然勇敢奋战在新闻一线的新京报以及其他媒体的记者们，更加值得钦佩。

二维酱

2017.3.21

ps. 写下这篇文章后的第二天，​中央下文整改全国托养中心和寻亲救助系统。​